踅缛慈衔泄拿鞯目擞Ω迷谏檀４蠹抑溃檀睦反笤即庸�17世纪初开始，如果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代算起，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有5000年的文明史，因为从商代到今天只有3000多年。如果我们证实了中国文明应该从夏代开始，而夏代的历史据记载从公元前22世纪左右开始，距今勉强可以说是5000年左右。当然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需要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个项目现在已经结题，它的成果如何，我不是搞考古学研究的，在这里不便评价。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它的首要目标并没有实现，始终未能找到夏代作为一个文明的确凿证据，如文字等考古资料。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没有一个夏代，而在于这个夏代到底是一种文明，还是一种史前文化，像更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那样。在这里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文字，在国际文化学界，文字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一个根本标志。可以说，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但是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这两点区别分别是物质文明方面的和精神文明方面的。从物质方面来说，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它必须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有了永久性的灌溉系统，以及为了组织修建灌溉工程这一类的集体活动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即最初的国家机构。大家知道，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是不一样的，游牧民族是追逐水草而生，今天在这儿，明天可能就是到几十里、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游牧的特点使他们不可能过定居生活，所以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也比较低下，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发展出城市中心，而最初的文明都是以城市中心为依托而发展出来的。但是当人们一旦开始过上了农耕生活，大家知道农耕生活的特点是春播秋收，春天播种，秋天才能收获，所以就必须守着一块土地在那儿等着，就必须定居下来。虽然早年的农耕生活主要靠天吃饭，而且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游徙的习惯，经常易地而耕，但是它毕竟还是比游牧生活方式要稳定一些，而且它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最重要的是，由于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就出现了最初的城市中心，当然早期的城市中心，不可能跟现在的城市相比，但是它已经是人们的一个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了。因此，正是在定居的农耕生活以及最初的城市中心的基础之上，人类才可能超出直接的生产活动，去从事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也就是一些高尚的精神活动、文化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产生的一个物质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城市中心。同样地，文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初民祖先们都是非常迷信的，尊神事鬼，求神问卦，凡事都要先卜而后行。按照学术界的共识，最初的文明往往都是随着庙宇而出现的，最初的城市中心同时也就是庙宇中心、祭祀活动中心，事实上，最初的城市中心都是围绕着庙宇而出现的。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文明最初是在祭祀祖先和鬼神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由于定期祭祀先祖、先妣的需要，人们就从最初的图腾崇拜走向了一种固定的祭祀，这种有固定场所的祭祀活动是与定居的农耕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旦人们开始有了一个固定的庙宇中心，就自然会产生一批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从事祈祷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这就是人类文明初期的祭祀集团。祭司集团由于具有与鬼神相通的能力，因此他们成为人类各个文明的最初的统治者。而远古的国王，往往也就是最大的祭司，是祭司集团的首领，他本身承担着人与神进行沟通的重要使命，老百姓们甚至认为，他就是神的化身。这一点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哈拉巴、克里特和中国商代的考古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在这种固定的庙宇中心，在这些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中，慢慢地就发展出来了一种对于人类文明的创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字。文字最初是出于对祭祀占卜活动结果的一种记录，这种记录足以说明祭祀活动的灵验性，从而也证实了祭司集团的通天法力。我们中国的甲骨文，最初也是用来记录求神问卜的结果的，后来才逐渐从宗教领域推广到非宗教领域，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文明出现的初期，文字掌握在祭司集团手中，这是一种精神特权，是人与神相通的一种权力符号。因此最初的文字都是出现在庙宇之中的，都是由于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但是结果它却成为文明历史的一个标尺，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可传承的文明历史。所以，从精神文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字。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西方学术界至今还认为我们中国的文明只能从商代开始的原因，因为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夏代的文字至今未能发掘出来，仍然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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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的亲代文明（3）
以上就是对人类最初的五个文明——或者借用生物学的概念叫做“亲代文明”——的一个简单介绍。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冲突（1）
人类最初的这五个文明，在地域范围上都非常狭小，仅限于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那么在这些最初的农耕文明周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在这些狭小的亲代文明的南边，一般都是海洋或者沙漠，而在它们的北边，则是辽阔无边的亚欧大草原，当然也有高山峻岭。在亚欧大草原上，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就如同沙漠中的几片绿洲一样被漫无边际的游牧民族包裹着。我们刚才说到，农耕生活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没有进入农耕生活的那些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基本上还属于野蛮民族，还没有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是史前文化或者原始文化。这样一来，在亚欧大陆上，就形成了一种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南边是一些刚刚萌芽的、弱小的文明国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文化水平比较高；北边则是许多游徙不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水平很低，基本上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另一方面，南边的农耕文明虽然生产力相对发达，文化水平高，但是定居的生活方式容易养成一种惰性，因此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地区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那些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没有进入到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他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长期狩猎为生，机动性非常强，而且性格剽悍，能够吃苦耐劳，战斗力特别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往往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的农耕文明。于是在亚欧大陆上，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在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在经济状况上南富北贫、在军事实力上南弱北强的这样一个对峙局面。
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最早的五个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之间的狭小地区，这个偏南地带的文明地区，我们把它叫做农耕世界。在农耕世界的北边，可以说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样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对于偏北地带的那些游牧民族，我们把它们叫做游牧世界。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峙，这种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世界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我们刚才说了，游牧世界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包围着农耕世界，而游牧世界对于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其结果都导致了农耕世界的巨大变化。我可以把这些变化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我把它叫做“时间效应”；另一个方面，我把它叫做“空间效应”。首先讲讲什么叫做“时间效应”，所谓“时间效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形态的嬗变。那么文明形态的嬗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形象地说，文明就好像是一只蚕，最初只是一个小黑卵，从卵中孵化出一条小黑蚕，然后这条蚕就不断地蜕皮，蜕一次皮变化一次形态，由黑蚕变为黄蚕、白蚕、透明的蚕，再往后呢，它又吐丝结茧成蛹，最后又化为蛾子，破茧产卵。虽然这条蚕的形态在不断地改变，但是它始终还是那条蚕。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文明的形态在不断地嬗变，但是这个文明的本体或实质却在形态嬗变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传承。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嬗变，而文明形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都是由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一个农耕文明，在经过游牧世界的不断地冲击和融合以后，它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从第一代文明演变为第二代文明，又从第二代文明演变为第三代文明，乃至第四代文明。我在上面所列的那个图，纵向地看，就是说明农耕文明是如何在游牧世界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发生形态嬗变的。这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时间效应”，它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下面我们会具体说明，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各大文明的形态是如何在游牧民族的作用下发生嬗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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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冲突（2）
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农耕世界也发生了一个“空间效应”。这个“空间效应”呢，我喜欢形象地把它叫做“酵母效应”。所谓“酵母效应”，就是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而且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改造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通过游牧入侵者的中介，把以前属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到农耕文明的范围内。这就好像是一块酵母，被一个很大的面团包裹着，久而久之，这块酵母通过发酵把整个面团都变成了酵母。“酵母效应”的实质就是通过游牧民族入侵的反作用力，把农耕文明的影响扩展到原来的游牧世界中。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中，看起来游牧民族是入侵者，是主动者，但是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以后，游牧入侵者反而纷纷地皈依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游牧的习性，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接受了水平更高的农耕世界的文化。这也就是恩格斯说过的“野蛮的征服者被更高的文化所征服”这样一种历史效应，我把它更加形象地称为“酵母效应”。事实上，在15世纪以前，整个人类文明就是通过这种以柔克刚的“发酵”方式，在空间地域上不断地扩展的。我们说过，最初的人类农耕文明如同沙漠中的几点绿洲，被广大的游牧世界从四面八方包裹着。由于这种“空间效应”或者“酵母效应”的影响，到了公元15世纪时，亚欧大陆上几乎到处都是农耕世界了，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再到今天，我们上哪儿去找游牧世界啊？现在世界上残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成为我们旅游观赏的对象了，它早已就不再构成一个对农耕世界具有挑战性的完整世界了。
在长达3000年之久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人类的文明正是通过“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双重作用，在时间坐标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形态嬗变，在空间坐标上一次又一次地扩展地域范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渐发展起来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一看，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击、融合的情况。
四、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后1500年，在这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中，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的大冲突、大入侵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从公元前3000纪末（在这里，我们不用“世纪”这个单位，而用“千纪”这个单位），一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持续了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