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清诺用笑容和谦虚回应了好一会后才坐定，看着杨景行怀疑：“老天在帮我。”
杨景行说：“你应得的。”
齐清诺偏头很小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杨景行说：“你罪有应得。”
齐清诺笑得得意，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团员们，又瞧瞧喻昕婷，夸赞：“昕婷，漂亮！”
喻昕婷呵呵。
又等了几分钟，楼上的人终于出现了，先是贺宏垂他们到观众席上来各自入座。贺宏垂表扬了齐清诺，李迎珍再审视一下杨景行的仪表。
副校长和艺术处处长几人招呼着没办法坐主席台的几个台湾朋友和搞杂志的以及丁桑鹏的儿子，他们都只能坐到后面去，不过似乎没怨言。
小巨人的两位首席先跟杨景行和齐清诺握手，然后就去后面向刘思蔓她们致敬，台湾腔的真心诚意让高翩翩几人有些不适应，没应对同学那么自然。
主持人没再上台了，主席台上的十几人是一起出场的，还是校长和浦海民族乐团的音乐总监半扶着丁桑鹏。台下自然又是一阵掌声，台上也有人呼应怕巴掌。
十二个人还是用了一点时间才完全入座，从左到右风别是：国家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丁超如，浦海交响乐团指挥张家霍，国家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任宁保良，国家青年民族乐团指挥何知俊，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宋延杰，唐青，丁桑鹏，浦海音乐学院校长杨志信，浦海民族乐团指挥陆白永，国家文联副主席李伟光，台湾小巨人丝竹乐团艺术总监邹春玉，台湾作曲家肖正元。
又有工作人员猫着腰上台来在丁桑鹏和唐青的面前摆放了话筒，这里估计也就他们能用上话筒了。
从大人物们上台开始，下面的两百来号人就一直保持安静。看了看后，校长杨志信挺满意的，声音洪亮的号召：“请大家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浦音的贵客。”
校长都边说边起立了，下面的人也就站起来响应号召。丁桑鹏带头，台上的人也起立一下，大家互相鼓掌。
校长又连忙扶着丁桑鹏坐下，然后示意大家都坐下，让音乐厅再度安静下来后，校长再说：“下面有请丁老为我们讲话。”
又是一阵巴掌过后，双臂放在桌上戴起了老花镜的丁桑鹏用耄耋之年的迟缓动作看看左右，再看看台下，鼓起力气开口：“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牺牲了休息时间，来到这里，满足风烛残年的我一个大大的心愿。我的心愿，就是想在有生之年，为我们的民族音乐再做出一点点贡献。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音乐奉献，我本人也是。有人叫我作曲家，有人叫我音乐家，可谓独听见有人叫我老师的时候，我满怀惭愧。
我常常检讨，我不是个好老师。我常常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努力，可是我们的音乐现状，却不容乐观……”
丁桑鹏说的是事实，确实还有很多人在为了民乐的发展努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国家青年民族乐团都是为民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
这些民族乐团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样，就常年光练那几首传统老作品了招摇撞骗。其实这些大型的民族乐团一直都在努力继承和发展民乐。
继承方面，除了对已有的资料钻研学习，这些人多年来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种类型音乐的收集总结完善，是杨景行或者三零六根本无法完成。
发展方面就更多了，在国外的演出，新作品的创作，甚至新乐器的制作或者老乐器的改良，也都是要付出心血的。
而学校对于民乐的发展也很重视，浦海音乐学院除了作曲系每年招十来个人，还有个民乐作曲系也会招四五个人。
可是现状又确实不容乐观。丁桑鹏的主要理由是现在民乐已经不再受人民群众欢迎了，现在的小孩子都学钢琴学小提琴学吉他，没多少父母愿意送孩子去学二胡古琴了。
当然，大家偶尔也会听说中华民乐在欧美获得欢迎成功。可惜那些成功基本都只能昙花一现，没有体现出音乐真正的魅力和价值。
丁桑鹏更认为中华民乐当然是做给炎黄子孙听的。如果中国人自己不接受，那些白人黑人再喜欢有什么意义。那些对华夏文化没有一点了解的人给予的掌声，有什么意义？
丁桑鹏说自己前两年曾经受邀去参加过“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在浦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好学校，丁桑鹏却并没有感受到大学生们对“高雅艺术”的热情，他为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那么多优秀的表演受到冷遇而感到痛心。
丁桑鹏问大家已经多久没有得到过观众们起立鼓掌经久不息的待遇，他自己似乎也很羡慕：“刚刚这群女孩子做到了，不是今天，而是三天前，就在这个音乐厅，她们得到了同龄人最高的热情和肯定，那些都是我们的继承人！”
停顿了一下后，丁桑鹏说：“为什么杨景行同学他们能做出这种音乐，让我们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觉着这很有探讨的必要，所以请大家来，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总结出一些对我们民族音乐发展有帮助的经验。”
………【第二百四十二章 自信】………
丁桑鹏讲话的时候，所有人都静静认真听着，只有一个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拿着相机猫着腰在观众席第一排前面活动。镜头先是从不同角度对准主席台，快门按了几十次。然后工作人员就转身，把镜头对准了观众一阵猛拍。
全景之后，摄影师又要捕捉一下个人风采，他在杨景行和李迎珍前面一米左右的位置蹲了下来按下快门。
杨景行似乎很有经验，没有看镜头，依然注目主席台。摄影师拍了两张后又鸭子步朝左边挪动屁股，再举起的镜头明显是对准了杨景行和齐清诺，之后再让贺宏垂也当当中心人物。
丁桑鹏并没立刻发表对杨景行和三零六的看法，而是确立了今天主题后就请其他人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简短的谦让后，校长开始表现主人的热情态度，他说：“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抛砖引玉，说一说自己对民乐和新音乐的一点观点。
我觉得，如果一部音乐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者地方色彩，固然是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
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
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浦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浦海人，就去指责当代浦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和风格。
举个眼前的例子，刚刚那首《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作曲者和演奏者多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就说这不是一件民乐作品，或者不是一件纯粹的民乐作品。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者，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的时代，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的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这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
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听成《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作品。
再说新音乐，其实新民乐也已经不是个新概念。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
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不过这种观点，我们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
那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是最近的演出，这件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
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不过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施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只要表现出一些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
再说我们身边，同样的例子，刚刚听的这两首作品，首演就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包括老师。
当然，杨景行和齐清诺两位同学远没有施托克豪森那么前卫激进天马行空，也没有一点序列主义的色彩。不过这正是让我们欣慰的地方，有老师说杨景行的作品是“传承而不拘泥，博众而又独特”，我觉得很对。
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丁老，唐老他们也对今天的作品持肯定态度，这说明两位学生的方向走对了，我相信他们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创造这种条件。至于他们所做的到底是民乐还是新民乐又或新音乐，我倒觉得不重要了。
当然，两位学生肯定还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前辈多多指导，谢谢。”
全体鼓掌，台上的人互相看，得有人继续说呀。被校长邀请后，小巨人的总监邹春玉没客气，他的国语比较普通话：“第五次来大陆，能见到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尤其是丁老，我真的很激动，非常感谢。感谢刚刚那些美丽女生和杨景行先生，你们也很了不起。
很多年前，我就牢牢记住了丁老的一句话：对音乐要有一颗赤诚的心。之前在楼上，大家都好感动，我们的作曲白宪文先生落泪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杨景行和三零六的女士对音乐那颗赤诚的心。
白宪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认识快二十年了，今天我第一次听他说要向晚辈致敬。白宪文先生对音乐也有一颗赤诚的心，我很敬佩他。但是白先生说他应该敬佩杨景行，因为一个作曲家愿意把那么多绝妙的乐思都写进一首作品里，值得他鞠躬。”
杨景行正不好意思呢，邹春玉自己却站了起来，真的对台下鞠了一躬。虽然邹春玉的腰弯得不是很低，但杨景行还是立刻起立了，也鞠躬还礼，然后又转身，再朝后面的白宪文一群人弯腰。
后排的几位台湾朋友都站了起来，也给杨景行还礼。虽然挺有意思的，但是没人发笑。
杨景行不算受之有愧，好多的作曲人甚至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一两个冥思苦想出来或者妙手偶得的主题或动机通过各种作曲技法丰富填充装饰起来，那么这件作品的最有价值最难得的其实也就是那一两个动机。
《就是我们》就太不一样了，全曲才半个小时，但是耀眼的动机和主题有几十个，还有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语句乐思……为什么半个小时能让听众没一丝厌倦感，反而却越来越投入享受，就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
简直可说是可耻的浪费，如果把那些好东西挑出来拿给有经验的作曲人去创作，该写出好多件不错作品来。
大家都坐下后，邹春玉继续激动：“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大陆有这么多的音乐院校，这么多优秀的音乐家，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民乐人，我好羡慕。台湾也有许多热衷民乐的年轻人，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和环境，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去台湾做客，你们一定会让台湾的年轻人对民乐有全新的看法和热情。”
接着，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宋延杰也说说自己的看法，他没过分夸奖杨景行跟三零六，而是顺着丁桑鹏和校长的思路多总结反省一下民乐的发展。
宋延杰提出民乐和时代同发展的命题，认为把合成器和电吉他拿来配合甚至融入民乐也并不是不可行的，只要是为了音乐的表现力服务。
然后，国家青年民族乐团的指挥何知俊有表扬三零六的演奏功力，认为这些女生也是传承而不拘泥。他几乎把每件乐器表现出来的优点都提了一两句，而且说得挺专业。
在一阵一阵的掌声中，主席台上的人慢慢融入了研讨的氛围。浦海民族乐团指挥陆白永认为虽然许多人在追求民乐的创新，但是杨景行和三零六是做得最好的，所以说创新还是要立足根本，不能一味求新，否则就会失败。
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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