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老地主，就住在咱们宿舍后厕所西面那趟房，他女儿汤凤凰曾经和工人张玺林谈过对象，他们相差十一岁，不仅汤雨真老两口反对，就是杨指导员大会小会搞批判，所以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的了。”做为军人出身的指导员，为什么要破坏婚姻呢？我糊涂了。
这天我从宿舍出来去厕所，汤凤凰就站在宿舍西头织毛衣，吓得我转身回宿舍是有原因的，如果她还是像上次那样不讲理可怎么办？本来不仅宿舍的老工人拿我说事，尤其带家的老广东向我说：“张，你走桃花运啦！”我把那些喜逗当成讽刺。几次出去汤凤凰还站在那，实在憋不住扫兴我从宿舍东面绕过去。就这样我像贼一样躲着她多少次，我恨她，但不是她的错，是在那种环境中闲言可危呀？
我被安排在菜园子，每天和几个女家属削土豆栽子，就是用刀头把土豆分成几个带牙的小块，用灶灰把削好的土豆载掺绊了，即防住水分的蒸发，灶火灰又是土豆生长的养分，触动豆苗的生长。
女家属圆明园和丁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俩总是说笑不止开玩笑，丁香的丈夫外号叫“老病号”，他们有三个男孩小名都有虎字，圆明园就逗丁香：“大虎、二虎把我抬到你妈身上！”笑得大伙前仰后合。可只有我和一个叫赵爱花的不敢笑，我们总是低着头，无意中看她的脸红红的，我心里第一次有过激情。
圆明园发现我与赵爱花不正常，她有意问：“你叫什么名？今年多大啦？原来家在哪住？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对象啊？”在众目睽睽下我只好回答。本来赵爱花在我对面坐，从那后再来时她不仅靠着我，还经常主动帮我拎筐把土豆载倒在大堆上，回来把空框递给我，再坐到那继续工作，可我却不敢帮她，心理越发紧张。
大家伙心知肚明，圆明园当着大伙面向我介绍赵爱花的年龄19岁，她父亲因历史问题二进宫，在富拉尔基砖厂服刑十二年，还有八年刑期，抛下她母女二人在家，领导为照顾生活她十七岁就被分配参加工作，现在已经十九岁。家里还有个小脚老母亲，一切负担全靠爱花她，实在太可怜了。赵爱花早已躲到一边，我想她一定在哭，而我的心在流泪，那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发自内心对她的尊重。
雅琴，你是认识赵爱花的，她瘦小而标致，身穿朴素的服装，她根本就像个学生，年龄那么小和这些老工人在一起，家里还有老母依靠她挣钱养家，真让人心痛。”
“她比我大五岁，虽然认识也在一起过，可她有工作接触比较少。”雅琴回答着。大鹏继续的讲述着：“随着运动深入和知青的到来，阶级斗争使我们没能走到一起，看过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我现在时常想念她，就用小提琴拉着主题歌和“南江”，寄托着我对她的同情和怀念。
有一天中间休息，圆明园她们有意都走了，只有我和爱花坐在那谁也不说话。我站起来向敞开棚的菜窖边走去，爱花走到我身后问：“你喜欢这吗？”我刚说了声：“喜欢！”回头想表白，看到工人贾庆林来了，我只好向他打招呼，像是在掩盖着什么，但心理还是为之跳动，过后，为错过那唯一的机会感到遗憾。
回到宿舍我给赵爱花写了封信，简单的介绍了我的过去和对她的同情。我把信交给工人古志祥，因为他长得黑，人们为他起外号叫“老印度”，他已经没了老婆，只和唯一的小儿子住在爱花家对门，我已经让他捎给爱花三封信不见回音。晚上我要和工人华子阳拉草，就在赵爱花家门前等车，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走过来，她问我年龄？劝我夜间干活要多穿点，她让我到她家坐坐，这时赵爱花喊了一声“娘！”，老太太答应着想说什么，而拖拉机车来了，我和华子阳向她挥手别过，上车奔往荒郊而去。
雅琴，根据情况，赵爱花娘俩不仅知道信的内容，而且，也期盼着我们真的能成为一家人。可偏偏就发生了难以改变的变故，运动的高压，像狂风扫落叶那样，不仅成家的愿望一扫而光，甚至自己也要被牵连其中。就是11岁的“小黑孩”，在学校喊错了口号，不仅导致学校搭台批斗会，也波及到他的父亲“老印度”，在工人宿舍成为众矢之的的批斗靶子。由此，我和赵爱花间接的受到无情的牵连，随时处于卷入被运动批斗之中。”请看第20章：运动批斗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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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章：运动批斗起风波
大鹏继续向雅琴叙述着：“兵团不是避暑山庄，运动像雨后春笋突然萌发。开始是古志祥的儿子“小黑人”，他仅仅才11岁，在连队小学读书，因一次喊口号时出了错，“打倒！保卫！”，就是因为他喊反了酿成大祸。学校搭台子召开批斗大会，把个小黑孩捆绑着在台上低头认罪，台下喊口号，台上搞批判，每天的批斗会搞得如火如荼。
学校的蒋老师也被绑着押上台，他不是因姓蒋而挨批斗，他岳父是逃亡地主来到他家，运动使蒋老师“蒋胖子”成为专政对象，他是混进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批斗会台上一个是胖子三十多岁的老师，一个是瘦矮十一岁的学生小黑孩，他们低头哈腰向请罪，学校已经完全笼罩在批斗会的口号声中。
工人队开始批斗古志祥，头戴反革命大尖帽，胸挂“打倒古志祥”的长方牌，在杨指导员的主持中工人争抢着发言，逐渐是群口舌剑的上纲上线，再后来有人上前动手动脚踢打，150多名工人在恐惧中举手，指导员和连长点到名的发言，每天批斗会进行到半夜，人们的生活工作处于极端紧张中。
在宿舍打更的叫坐夜的，他姓柳50来岁是个广东人，因为让我写花名册被指导员看见，从那后分配我是批斗大会的记录员。又开始批斗大地主汤雨真了，接着又揪出了张玺林，因为他曾和汤雨真的姑娘谈过对象，人们说他们之间有勾结，再加上古志祥三人不仅挨批斗。有人过去让他们低头、哈腰、做土飞机，两个胳膊翘在后面腿已经抖动，还有人踢着让他们大劈胯。还有的把牌子下挂上个铁疙瘩，牌子绳深刹在脖子肉中，汗水淹没了眼睛，就是地上被流下的汗水也湿了一大片。
晚上我起夜上厕所，当然不用再怕汤凤凰了。她的父亲在工人宿舍东屋反省，张玺林睡在西屋我和组长中间，也是指导员有意安排对他特殊监控，不许他乱说乱动有事得报告。而汤凤凰已经自顾不暇了，我刚走出工人宿舍，女青年队宿舍传出嚎叫声，那正是汤凤凰在被批斗挨打中的挣扎。
一片片像似韭菜样的麦苗，现在已经成熟该收割了，隔二十米一个人捆绑小麦颗，还要码成戴帽的十字垛，以防被雨浇着麦穗。我从来没干过，只好按照较近的华子阳忙碌中的样子暗学着做工。割晒机不停的转圈放倒麦趟，机器作业人忙得跟不上，但是我下决心拼命也要超过华子阳，不然那些老工人看不起文化人，他们也会在运动中抓你小辫子。
华子阳是个出了名的庄家里手，就是捆麦腰都是有学文，他已经是五十多岁，又是在农村种地为生当然比我快，但是他腿脚可没我利索，架不住我给他百里竞赛看着跑。头顶着炎炎烈日的酷晒，汗水不时遮住双目闭着眼睛干，小咬、蚊子、大瞎蠓的困扰，更促使我加快着奔跑。当送水的来了我拼命的喝。指导员来了往那一站愣住了，他不相信，对于一个瘦小枯干的我，比华子阳多干了两圈半。
从上海、北京全国各大城市来了四千多下乡知青，分配到九连的就有200多人，连部给他们分了男女两个宿舍，由于他们来自齐齐哈尔南市区较多，尤其是富拉尔基的学校，不仅距离砖瓦厂近在咫尺，就是离3962航校师部也不到30里，我们可以说是老乡加同学的关系，现在的8633生产兵团，也是在39师部的管辖之内。虽然我与这些老乡同学的身份不同，但我们都是哺育着家乡的乳汁长大，难道就没有一点同学与家乡之情吗？
我正在床前缝补裤子，杨指导员提着手电筒进宿舍，他本来的外号叫“老阴天”，脸上带着怒气看看我向里面走去，回来走到门口用手电晃了我一下，大白天打手电晃人我心里一惊，坏了，要出事。铛！铛！铛！工人集合钟声响了，有家的工人迅速的赶到宿舍。在运动中人们不敢多说一句话，心里紧张的等待着。
李教导员带领干部先后入场，在他们刚落座喊了一声“带进来！”，两个知青红卫兵押着张玺林进了会场。他满身被打的那样狼狈相不说，红卫兵有意拽他头发脸一仰，那双眼封喉肿的高高的，牙、鼻子、眼睛流出的鲜血布满了全脸，那是白天，如果黑夜要是看到他那张鬼脸，那真会吓死人的。
杨指导员介绍：“张玺林在反省期间勾引汤凤凰，在场院仓库搞破鞋被红卫兵抓到，这不仅是工人纪律作风问题，完全是阶级斗争严重问题，今天我们先不进行批判。更为严重的是在工人中间，有的人我安排他监督张玺林，发现问题能及时报告，做的很好应该提出大会表扬，而同样我也安排了另一个人，直到张玺林出事已经带进会场，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人是与张玺林同流合污的，对于他的本质阶级立场我们要严加批判。把张玺林带下去，由教导员讲话。”
指导员暗自安排我监督张玺林，他出错我受牵连，接受批判的命运降临在我的头上，在我生平中面临最危险的考验。只要我站在前面、只要我和张玺林站到一起、只要我和汤雨真、古志祥并排挨批斗，那我的一生全完了。那些钻运动空子的工人，他们要把我和张玺林联系到一起，像指导员所说的是同流合污，并且要和汤雨真联系到一起，说我们是反动集团，还会把汤凤凰的挑逗联系到一起，说我和张玺林一脉相承，给赵爱花的信再联系到一起，古志祥不仅受牵连，就是赵爱花家也要遭殃，人们要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将要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雅琴，在那个特别年代不管你的职位高低，完全恐怖在触及灵魂的时期。抗美援朝过的老团长解大手，衣袋里的主席语录不慎掉进厕所，他本人还根本不知道。
然而，语录被卫生工作人员淘去了，扔掉怕担责任只好上交，经清洗发现有人名，追查到团长被批斗，单凭被斗也就罢了，哪成想红卫兵往死了折磨他，尤其是老革命变成反革命，精神痛苦使他完全崩溃，最后他走上绝路………上吊自杀了。
教导员说：“今天不开批斗会，大家要清楚，批斗不是最终目的，但通过批斗是为了教育人，使我们在教育中更加成长。下面我宣布工作，两天之内全力把十二号地四十垧谷子割完。”
指导员抢着说：“有家属的要锁头把门，全连总动员，不管干到夜里几点，一天之内必须全部完成。散会。”
第二天2400米长的谷子地，仨人一组割五根垅干到后半夜才完工，精疲力竭不说，满地的谷子乱七八糟。因为组长左概志与张玺林和我为一组，回来的路上组长左概志对我说：“昨天汤凤凰给他爸送饭，在走廊碰到张玺林递个纸条，张玺林把纸条给我看并问我怎么办？纸条写：天冷多穿衣服，我准备给你布票，咱们场院见。我说你不仅要去，而且要给她妈跪下，就说汤雨真挨斗你没提问题，你们的事准成。张玺林刚走，我就去找指导员打了报告。”
我问他：“你让他去约会，为什么还要打报告？”
左概志说：“这是顺从利用敌人，才能知道敌人搞什么活动，你年轻不懂，太幼稚。”
这是什么逻辑，纯粹是运动的产物，气得我火冒三丈。晚上我在压抑中字迹工整的写了材料，也许是运动中“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是一份富有挑战精神的指控，以张玺林事件为主题的控告书，其中直接向最高领导提出三点疑问？当晚交给革命委员会俩个红卫兵，让他们把信转交给李教导员，当然也是面临风险，可终究是相信党组织的。
早晨集合钟声响了，工人全来了，李教导员在所有连长干部的陪同下刚落坐就喊我的名字：“张大鹏，你写的材料什么意思？今天不出工，大家专门研究你提出的问题”
有工人喊着：“张大鹏站出来！”
又有人在喊：“快点站出来！”
我面临着四面楚歌没有退路，那份材料是对就业工人、军队干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