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律师有守密的义务，我稍微修改了以下案例，但案例的核心特质不变。我试图告诉各位的是，当检警一再对案情进行讯问时，会让一般人感到多大的压力。
某A女申请破产之后，有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手法不太专业），找上了A女的老家，死缠烂打地向A女的母亲追问：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女儿在哪里？”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凌晨一点钟之后，对方好不容易才离去，并拿走了二十万日元。临走前还撂下狠话：“后天之前，最好把剩下的钱给我准备好！”
放高利贷的家伙留下这句话之后，便扬长而去。翌日，我从那A女的母亲那里得知了状况，立刻便与警方的民暴民暴，日本法律用语“暴力介入民事纠纷”的简称。指暴力集团介入民事纠纷中，以暴力从中索取金钱等。——译者注负责人联络，并进行讨论。然后，负责的警员在放高利贷的家伙说会再来的第三天，部署了更多的警力，在那家伙大摇大摆前来之际，立刻将他逮捕。
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那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是暴力集团的成员，似乎不怎么清楚放高利贷的手法与知识。那家伙后来找了律师帮忙，提出了和解要求。由于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返还强行取走的二十万日元，并支付补偿金”，在我与A女母亲讨论过后，也就接受了和解的提议。
然而，大约在完成和解后的一个月，当我前往检察署时，再次见到A女的母亲，她坐在检察官室前的长椅上，面容十分憔悴。
“您还好吗？照理说，事情应该解决了吧？”
听我这么一问之后，A女的母亲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对我说：
“荘司律师，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了吗？我都不知道被警方和检方叫去几次了，真的好累。早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我就不和对方和解了。”
她以充满悔恨的声音，向我这么诉说。
人是现实的动物，如果大家知道，只要是恐吓罪的案件，不论双方有没有达成和解，被害人都必须面对警方或检察官不断讯问的疲劳轰炸，那么，对被害人而言，既然同样要遭受煎熬，且之后还可能必须上法庭打诉讼，那么与对方和解，并取得和解金，绝对是比较值得。
A女的母亲由于承受过大压力，已经失去一般判断能力，所以误解成，为了要达成和解，才得遭受不断被讯问的待遇。简单来说，通过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般人在面对检警讯问案情时所承受的压力，确实超乎想象。
就连没遭到拘留的被害人，在面对检警没完没了的讯问时，都会感到不胜其扰，更别提那些被长期拘留的嫌疑犯，对于反复进行的讯问，会感到多大的压力。因此，迎合承办检警而扭曲了自己正确的记忆，也就不会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此，像检警之类的搜查机关，会严重影响到证人（有时是嫌疑犯），让这些人很容易就产生各种偏见。例如秋田县那个年轻母亲杀害幼儿的案例也是如此。这个案例中，警方便是以“任意同行”“任意同行”系指，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同意作为借口，而强制移送至检察署的情形。的方式，要求被告到警局报到，结果被告就真的像是被拘留一样，在警局待了一整天。警方这种搜查行为其实明显违法，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警方必须先申请到正式的逮捕令，才能拘留嫌疑犯。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3）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搜查机关在讯问案情时，处理的流程都这么不适当。不过在部分只有目击证人证词可以影响案情的案例中，证人受到检警影响而产生偏见的情况，通常很严重，恐怕连他们所记得的事实，都会因为检警的诱导，而遭到修正；至于原本不记得的部分，则会随着诱导“创造”新的记忆，这样的案例恐怕也不在少数。
此外，由于讯问次数过于频繁，讯问过程往往冗长费时，因此证人在斟酌利弊得失之后，总是会想尽快顺着检警的诱导，说出证词，好快快结束这些恼人的过程。所以证人自然会采取对自己立场有利的态度，因此而对案情产生了偏见，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搜查机关，都是以诱导的方式进行讯问。推理名著《半自白》曾描述过，承办案件的警官，断然拒绝“诱导性讯问”的情形；很多承办案件的检警，其实会为了发现真相，而竭尽所能地进行调查。
我在司法官训练所实习期间，曾研习过如何进行调查程序，结果发现，即使检警原本并无刻意诱导之意，却也经常在无意中影响证人，导致证人产生偏见。例如这样的质问：
“依据你的说法，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关系不合逻辑，你难道不觉得在这中间，有发生这件事的可能性吗？”
即使是更轻描淡写的提问，受到讯问的一方，依然会受到影响而产生偏见。
媒体的偏见影响一般人的判断
如果证人因为搜查机关释放的讯息而产生偏见，之后又经电视媒体大肆报道嫌犯遭到逮捕的新闻，证人便会因为媒体的报道，而深化“嫌犯就等于罪犯”的印象。
即使嫌犯否认犯案，但媒体在嫌犯被逮捕之后，经常会使用“嫌犯为何犯下这种罪行？”、“他是否还有犯下其他案子？”之类的暗示性报道语言。接着媒体会去采访嫌犯住处附近的邻居，详细介绍嫌疑犯的成长过程与目前的职业，根本就是将嫌犯当成真正的罪犯看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被告在有罪判决确定之前，“推定其为无罪”，这是刑事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媒体总是做出过多的臆测与想象。
老实说，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也曾有过“嫌犯等同于罪犯”的偏见。如果连唯一与嫌犯站在同一阵线的律师，都会这么想的话，那也就难怪其他人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了。
从这一点来看，一般只要目击证人得知了这样的报道，便可能会认为，“哦！原来那不是我自以为是的事实，这些事情确实曾经发生过啊。”如此一来，接着会产生什么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是受到检警反复“暗示”的影响、希望自己能早日从讯问的苦海中解脱，或是受媒体报道“嫌犯等同于罪犯”的影响，而产生偏见，凡此种种，都很轻易地就会转变为记忆的一部分。
三种偏见会影响大脑记忆
以下所列举的“有毒咖喱事件”有毒咖喱事件（力しじはん）指，1998年7月25日，日本和歌山县某个夏日祭典中提供的咖喱遭加入砒霜下毒的案件。最初认定为一起单纯的食物中毒意外，最后经警方化验后，确认食物中有含有剧毒的砒霜。由于嫌犯林真须美从事保险业务员的工作，她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在被害者不知情之下为其加保，并且为了诈领保险金在咖喱中下毒。此一事件总共造成六十七人送医急救，其中有四人不治身亡。嫌犯林真须美已于今年（2009年4月21日）遭日本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由于被告行使缄默权，对检方指控全盘否认，而法院仅凭目击证人的证词、被告毒杀他人未遂的前科，及在被告住所搜到的砒霜判处死刑，这个事件在日本社会中也引起广泛讨论。，正可作为典型案例。
在“有毒咖喱事件”这个案例中，居然会发生在像夏日庙会这种人潮拥挤的场合，目击证人的证词竟然完全一致的怪事。这件事怪得令我背脊发毛。如果我是目击证人，在夏日庙会的现场，根本不可能有自信，能把“某人在某个时间是否在那里？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这些事记得一清二楚。
更何况在那之前，被告林真须美的前科是以诈领“保险金”为目标而犯下的欺诈罪，在刑事犯罪的分类上，属于财产犯罪。林真须美用诈领得来的保险金，盖了一栋豪宅，过着优越的生活。这类财产犯，对金钱非常执着，很少会为了金钱以外的理由犯罪。
不管怎么说，这类原先属于财产犯的被告，会被控告犯下共同杀人罪，实在相当诡异。此外，检方发现证据的地点也太过明显，轻易就可以被发现，仿佛证据在对你说：“请你来找我吧，你一定找得到。”
根据犯罪统计资料显示，罪犯会再犯的比率确实非常高；不过，所谓的再犯是指相同的罪行：恐吓犯可能会继续恐吓或胁迫他人，毒犯可能会继续犯下毒品相关的罪行，盗窃犯则可能会不断盗窃。因此，检察署通常会提出被告的犯罪前科作为证据。
只要去翻阅那些书面资料就可以发现，不少被告不但前科累累，而且犯罪的内容几乎相同，总是让律师忍不住想抱头大喊：“老毛病又犯了吗？这次要怎么辩护才好？”
虽然已经重述了好几次，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人类的“主观看法”或“想法”，会受到各种偏见的影响；即便是没有受到偏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际发生过的事情，也可能在记忆里被扭曲，这一点请各位务必牢记。
顺带一提，我在某个场合发表过对“有毒咖喱事件”存疑的见解，结果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批判，某位人士就曾经讽刺地说：“您会怀疑已经那么清楚的事实，一定是因为自己是律师吧。”
如上所述，人类的记忆总是不太牢靠，大致上会受警察等国家公共权力影响、受到“想早点解脱”的心理影响，或是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而产生偏见。在这三种行为的交互影响之下，人类的“主观看法”或“偏见”，将会扭曲对既存事实的记忆（参见图2—1）。
①受到检警反复暗示的影响
②希望自己能早日从讯问中解脱
③受媒体偏见的影响
谎言不是绝对的
在法庭上，证人把“主观看法”或“偏见”当成实际既存事实的情况，不在少数。这恐怕是高估了“后设认知”后设认知（metacognition），心理学专有名词，指对自己认知历程的认知：知道自己学到多少、哪些部分能充分了解、哪些部分要再学习；知道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学会这个概念；遇到困难时知道自己可以如何寻求外援及解决办法等。里，人类有办法“从旁观者角度观察自己”的能力。换言之，以客观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人（“后设认知”能力高的人），很少会将“自行认定的事实”与真正的既存事实互相混淆。
如果能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自我检视，例如“嗯，现在我可能会受到偏见影响”、“自己是不是随便就脱口而出了”，便可用冷静的态度，认清自己所处的立场。
离婚夫妻的认知总是相反的
在这里我要顺带说明，何谓“后设认知”能力。随着时间与地点不同，“后设认知”完全没能发挥作用的情况，其实也不少。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法律诉讼方面，尤其是离婚诉讼。离婚诉讼的特征在于，丈夫和妻子对于某件发生过的事，总会有完全相反的认知，并分别认为是自己的记忆无误。
在妻子说“被丈夫勒住了脖子”时；丈夫则说：“因为太太亮出棍子乱挥，所以我才把她逼到墙角，让她不能动弹而已。”
说得极端一点，诸如此类的事，几乎是所有离婚诉讼时都会碰到的问题。因此，不单是离婚诉讼而已，在与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咨询时，我总是说：
“所谓的诉讼就是指，从完全相反的角度看待同一件事情，靠的是对立当事人之间的记忆。所以，只要你所说的事实有八成被法院认定是正确的，那么胜算就非常大了。”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总是以信赖当事人为前提来进行诉讼，不过却总是在听到对方反驳时发现：
“咦，怎么和我的当事人说的完全不一样！”
像这种让人感到腿软的经验，在我刚当上律师的时候碰过好几次。在不断累积类似的经验之后，我逐渐磨出了耐性，开始会以“唉，又来了……”这种冷漠的态度来看待，当初因为缺乏经验而感到腿软的感觉，也不复存在，还真是让我有点怀念。
另外还有个更糟糕的案例是，我的某位当事人，在法官进行补充讯问时，居然若无其事地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这个案例我同样也无法详述，总之，是一个有关财产继承的案件，在主诘问结束之后，法官随口问起被继承人（指死亡者）的现金存款，当事人竟然回答：
“我家有上亿日元的现金，钞票多得到处都是。”
承办审判的法官闻言也大吃一惊，对方的律师更是诧异不已。担任这位当事人委任律师的我，受到的惊吓更是其他人的双倍，甚至是三倍以上！就这样，整个法庭突然陷入混乱。
那时，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会在法官补充讯问时，那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