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偃此策得以形成并能产生效果的关键，在于他对“土”的巧妙解释。“土”是一个多义字，它既可指土壤、泥土，又可指国土、领土。如古人说：“有人此（“乃”之意）有土。”（《礼记？大学》）《国语？晋一》有言：“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此外，“土”至少还有第三种字义，即指土地之神。如《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中言：“诸侯祭土。”“土”字由原始第一义所衍生的如上后两义，构成狐偃转义释“土”的基础。
农夫送来土块，重耳见状发怒时，狐偃脑中瞬时完成了两个转换：其一是把土块转换成了“土”字，转形为字；其二是把“土”字的第一义转换成了第二和第三义。前一种转换是合理的抽象，为后一转换准备了前提；后一转换则是巧妙的释字，完成了前一转换的目的。两种转换在表面上毫无夸张，非常得体，没有高超的思维力、机敏的头脑和一定的学识，是无法做到的。
在狐偃进行两个转换前，人们看到的，是农夫送来的田间土块，一切有形有象；狐偃在两个转换之后，得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意义，两者在人的感知中差别很大。狐偃要用后者解释前者，那么，他在必须承认人的感知之差别的前提下，如何把两者在观念上统一起来呢？在古人的观念中，上天的意志总是假手别物来显示，狐偃在此找到了统一二者的通道。他把后面的抽象意义说成是上天的意志，而把人们所感知的土形人象说成是上天显示意志的只具象征意义的假借物。这一解释是在古人的常识水平上，把有形之物和转换了的无形之义极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又天衣无缝地掩盖了两个转换过程中的人为造作。
至此，乞食得土成了大家亲眼看到的意义非常的事情；重耳饥饿求食，上天赐给了他国土。于是大家十分愉快，高高兴兴地向上天假手之人“再拜稽首”，将那块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之物载入车中，以昂扬的信心去流亡，去奔走前程。
计谋一般是以一定的人物为对象，它是以巧妙的手段制服敌人或说服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狐偃的这一计策不是以特定人物为对象，而是以他们君臣头脑中愤怒、沮丧的情绪为对象，目的在于消除悲观，树立信心，这是此计的一个独具特色之处。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1）
晋文公重耳公元前636年回国执政，此前在外流亡十九年，随行的臣子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人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庄子？盗跖》、《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韩非子？用人》、《史记。晋世家》、《说苑？复恩》、《新序？节士》多处记载了关于介子推的一段事迹。重耳流亡卫国时，断了食粮，向农夫求食时，农夫送土块相戏，终未得到饭食，重耳饥饿难忍。这时，介子推从旁割了自己的股肉，以肉汤进献，一时解了重耳饥饿。重耳吃罢，知是介子推的股肉，心中感激不已。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扶持下返国执政，奖赏随从流亡的臣子，介子推见众大臣居功争赏，心中鄙之，不愿与其同列为伍，于是回家奉侍老母，自守清贫。他不去申报功劳，晋文公忙于国事，一时忘却，因而也未奖赏介子推。母亲劝他去申功请赏，至少让晋文公知道奖赏的失漏，介子推坚不答应，最后与母亲一同奔绵山隐居。
介子推的一位知情人为他深感惋惜，于是写下几句文字贴于宫门：“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返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荒野）。”此处以从龙之蛇比喻随君流亡的众臣，既点明了介子推的割股之功，又指出了对众臣奖赏的不公正，为介子推鸣冤。晋文公看后大惊，明白了自己奖赏的疏漏，立即派人往召介子推，知其入绵山隐居，遂带人入山寻找，介子推也许有意躲避不出，君臣终未相遇。晋文公思忖，如果焚山烧林，介子推必然携母出山避火，于是纵火烧山，但介子推仍然不肯出来，被烧死于林中枯柳之下，《庄子？盗跖》说是“报木而燔（焚烧）死”。《淮南子？说山训》中言：“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晋文公见到介子推骸骨，伤感不已，命就地安葬，立祠祀之，并封绵山之田为其祠田，改绵山为介山，以志纪念。后世在此立县，命之为介休县，意寓介子推休息于此。
晋文公焚山烧林正是农历清明前的一两天，事后为悼念介子推，文公禁止此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称之为“禁火”或“禁烟”。《后汉书？周举传》中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后来沿袭成俗，以冬至后百零五天，即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节，节时禁火寒食，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次日方生新火。
介子推在君主饥饿无奈的流亡途中割股啖君，表现了一种少有的忠诚。此行为不仅解了君主腹中之饥，而且显示了他以君为重、看轻自我，危难时能够以身献君，敢于赴汤蹈火、杀身成仁的忠勇气概。尤其是，重耳当时处在身无地位的贫贱困境中，尚无看得见的复国希望，介子推割股以充其饥，丝毫不包含对尊贵者的承仰，它既出自介子推对一位贵公子沦落困境的同情，也是介子推自认他给君主能够做到的一点奉献。随从重耳流亡的有许多臣子，只有介子推才能做到如此忠勇，在这方面，他是随从臣子中最突出的一位。介子推本人对此可能深信不疑，他认为其他臣子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才当仁不让地独自割股啖君。
重耳后来返国为君，十九年流亡之苦出乎意外地得到了报偿，群臣们争功请赏，好不热闹。然而介子推却辞朝归家，后来又入山为隐，即使在晋文公焚山相逼时，宁可焚烧身躯也不愿出见文公一面，做出了一系列让人们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介子推辞禄焚躯的行为有他的深层心理。
首先，介子推看大了他割股啖君对于重耳的作用。介子推始终认为君主危难时他能做到的事情其他臣子难以做到，他是随亡群臣中突出的一位。晋文公赏功时，他大概料想群臣会推举自己为首功，但群臣各自请赏，并无推举之意，于是心中生出对群臣的鄙薄，这种鄙薄是自他当年独自割股时就有的，那时仅仅鄙薄他们难立大功，而此时的鄙薄变成了对功小争赏者的厌恶。他辞朝归家，不甘与所恶者同列为伍，实是要以自己的辞赏反衬同僚争赏行为的龌龊，借以羞辱同僚，或者想以辞归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让人们重忆和估价他当年割股的功劳，与同僚之功分个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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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2）
晋文公曾向人明告他论功行赏的原则说：“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史记？晋世家》，并参见《说苑？复恩》）如果介子推割股啖君确为上等之功，那他归家辞赏，以此羞辱同僚或无论怎样，都未尝不可，但按晋文公的论功原则，介子推显然不在上功之列，他的行为自然也没有引起君臣们的注意。晋文公绝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不来申功请赏的流亡之臣，一时疏忽，奖赏中不幸地忘掉了介子推。
介子推没有得到君主的奖赏，心理上感到了极大的不公平，群臣请赏争功而不推举自己，人心为己，尚情有可原；啖食股肉的君主竟然自己忘掉了此事，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恨。介子推当年割股啖君，仅仅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和自己臣子的本分，丝毫没有以此得到奖赏，换取富贵的意念，这时，他决定接受现实，恪守当初义节，彻底放弃应得的奖赏，过自己已经习惯了的清贫生活。他的母亲让他向文公告知奖赏的疏漏，他回答说：“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和装饰行为的，我已决定隐居，何必要前去表功。”然而，介子推认为晋文公一得国为君就忘掉苦难时的功臣，这种怨恨终难释怀，他料到晋文公迟早会想起这件往事而弥补奖赏的疏漏。介子推要的是君臣间的深情义交，要的是如同往昔的节义和事情的公道，并不稀罕君主的后赏余惠，为了表明他对负义之人的不合作态度，为了给君主将来的内疚之心加上一道深重的痕迹，逼他进行严厉的自责自省；介子推决定携老母遁迹山林，终生不出，好让晋文公后补的奖赏难以实施，让他一辈子背上沉重的人情债。
晋文公不久带人上绵山寻找介子推，介子推不是不知，而是不愿出来，也不能出来。如果介子推此时与文公相遇，晋文公必定会想法留住他，强予他奖赏，甚至有可能给他超过其他臣子的最高奖赏，但这不是介子推的稀罕之物，也不是他隐身山林的追求之处。他这时若出山被迫接受了君主的赏赐，不仅难给负义之君以刺激，反倒背上君主的情债，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同时还会有以逃隐要挟赏赐的嫌疑，难在同僚面前抬头，既销掩了当年割股啖君的功劳，又必遭君主日后的中心嫉恨。得到自己并不稀罕的东西，而失去自己珍贵的节义操守，这是介子推此时出山难以避免的结局，由于这些原因，介子推因而绝不出山面君。
晋文公纵火烧林，逼介子推出山就范，他急于卸下自己的人情债，对臣子采取了最严厉的逼迫手段。这表明介子推隐居山林的行为已使君主内心难以安宁，他刺激君主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然而，介子推此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保身躯还是保节义，二者只可取一。像当年割股啖君时一样，介子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重节义而轻躯体，为了贞守节义，他不向痛苦低头，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死亡低头，心甘情愿地焚身于绵山之上。唐时胡曾先生为介子推作诗云：
羁绁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刳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
晋文公本想强予介子推以重赏，但弄巧成拙，奖赏非但没有施出，反而烧死了应该受奖的功臣，本已内疚的心上刻上了一道血痕。看到介子推的骸骨时，他有无限的伤感，也留下了终生的自恨。他为介子推立祠封田，又以“禁火”作悼纪念，以此聊补对这位流亡之臣的歉意。
无论介子推在割股啖君和辞禄焚躯时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轨迹，但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在君主贫困时舍身报效，在君主富贵时辞禄远逃、却富爱贫、轻利重义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和那些嫌贫爱富、重利轻义的势利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喜爱这一形象，同时也喜爱那种为逃避利禄，在权势和压力面前宁死不屈的高洁品行，于是，人们对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世代不竭的崇敬和悼念，这种崇敬和悼念，包含了人们对世间贫困赤情的企求，寄托了人们对利禄和权势的蔑视，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一种世俗心态的厌恶。
介子推：辞禄焚躯，节标寒食（3）
季节关系加上人们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寒食成了我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唐时尤甚。宋人邵雍曾言：“人间佳节唯寒食。”许多骚人墨客逢节挥毫，寄寓心意，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唐人韩翃作《寒食》诗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孟云卿作《寒食》诗云：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云：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诗人杜甫有《小寒食舟中作》，韦应物有《寒食寄京师诸弟》，韩偓有《寒食夜》，张说有《奉和寒食作应制》。宋人王禹偁被贬商州（今陕西商县）时作《寒食》，诗中有：“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咽。”他在《清明》之诗中仍念及“昨日邻家乞新火”的寒食情景，清人李渔作《清明前一日》，诗前四句云：
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
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
我们至此可以窥见，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它代表着一种浓厚的民族文化现象。《周礼？司烜氏》有“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许为周时旧制，但介子推辞禄焚躯为“禁火”增添了新的文化意义，它使寒食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并且历代沿袭或俗。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