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厢门。门开了，出发前往莫斯科的领导人面对几枝黑洞洞的枪口。其他乘客静静地睡着，这时，“囚犯”被武装押送到车尾加挂的一节挂窗帘用铁条封死窗户的特别车厢。在莫斯科，注定要死的这个人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卢比杨卡（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楼，后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现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译注）的地下室。波斯德舍夫之后，丘巴里也被送到这里。留布切科——他当时是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于是跟年轻貌美的妻子诀别，将自己锁在豪华别墅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稍晚些时候，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也被逮捕并枪毙。这发生在斯大林将自己的代理人赫鲁晓夫派到乌克兰之后不久。彼得洛夫斯基比较走运。他仅仅受了牢狱之灾。斯大林死后被释放，后来甚至得到了革命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晚一些，而1935年夏天几个月真是非常幸福，光明灿烂。饥饿年代已经过去。生活预示着美好的前景。我们跟父亲一起凑钱买个一只小小的帆船——仅仅能够容纳四人。休息日里，朋友们男孩子女孩子们顺风时可以沿着第聂伯河溯流而上走得很远很远，走过梅日格列和维###尔，那里的山丘上从前是符拉基米尔大公——后来的圣徒，他使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宫殿以及有三百个嫔妃的后宫。在第聂伯支流杰斯纳河的河口，我们燃起篝火，烤肉串，焖土豆。我们把红藤的枝条扔进篝火，呼吸着芳香的烟味，它就像那熟透了的苹果的味道。每到晚上，在玛丽娅花园枝叶曼曼的椴树下，听着基辅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在“国旅”工作的最后一个夏天特别有意思。游客比1934年更多了，所以得陪着他们，在国内走很多地方。各个车站上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妇们出售着浆果，水果，陶罐里装着浆果汁，煮玉米，熏鱼等等。可以感受到集体化的震荡之后农村在逐步复苏。在我们到过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哈里科夫，敖德萨等地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看来，国家终于进入了一个顺利的时期。当开始逮捕乌克兰领导人时，代替被捕的来了一批人，后来这批人也遭到逮捕，结果人们已经来不及记住自己一个个新任领导的名字，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这并未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暗淡无光。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岁月的反差（2）
也许，只有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内战英雄雅基被捕引起了我的疑虑，他最终与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有才干的红军指挥员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为雅基感到惋惜——他身材高挑，是个美男子，还非常年轻。雅基在里普基也有一幢别墅，所以我常常看见过，他乘坐一辆蓝色敞篷“别克”，在一个淡黄色头发美女的陪伴下从我们楼的窗户下驶过。很难相信，这个勇敢果断，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贡献良多的统帅会成为“间谍”，“破坏分子”，“人民公敌”。 在“国旅”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从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在国内旅行时实际上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跟游客打交道。但是，期待见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美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印度等等，跟他们交谈，了解到新的东西，以及还有把我们国家介绍给他们——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满足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根据他们的愿望，我们安排同行聚会。有时甚至整天都得呆在法庭上，或者消防队里，翻译与作家，画家，音乐家，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谈话。也有许多次第聂伯河上的游玩。游客当中有许多的农艺专家和农场主们，我们将这些人带到戈罗谢耶夫森林，那里有一所新开办的乌克兰农学院。去那儿的一路上风景如画——数不清的急转弯，上下坡，湖泊和一丛丛茂密的野蔷薇。参观古老的修道院和教堂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导游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其中许多的建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基辅近郊，位于库列涅夫卡的基里尔教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座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拜占庭壁画以及镶嵌画上数百年的灰尘与烟黑，空白的墙壁和穹顶用当时最好的水彩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装饰。符鲁贝独创性的壁画《圣灵降临》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教堂高高的围墙后面，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为忧郁病发作所苦的符鲁贝，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他在医院的病人之中为基里尔教堂壁画创作挑选了模特儿。最终得到了一批具有极强烈心理影响力的肖像画作品。从穹顶上，十二个圣徒观望着访客。在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活动。对即将面临的惨剧——导师耶稣基督受难，每个人都有个人化的感受。 当载着游客的意大利邮轮“尤里·凯撒”抵达时，对所有导游来说，敖德萨港之行就像是过节一样。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乘船进行环地中海和黑海旅行。基辅也是其中一站。需要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导游。由于基辅“国旅”人手有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行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青年人。 敖德萨之行兴奋而愉快。意大利邮轮极其奢华，乘客衣着打扮新潮，意大利菜非常异国情调，然后是乘坐完全由一等卧车组成的快车，在城里游览两天，然后返回到意大利邮轮上。也许，就在当时我最初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生活距离西方有多么遥远。但这并不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的优越。当时我们以为，只有富人才能参加这种海上旅行，而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贫困交加之中苟且偷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人相信，我们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制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西方资本家所满足的那种奢华…… 随着游客流量的不断增加，导游人数也增加了。新来了一个懂得五国语言的季亚加·李普曼，他是个非常快乐聪明的小伙子，比我大五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交朋友。季亚加很快将我引入自己非常浪漫热闹的社交圈子，里面都是些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他们之中一个漂亮姑娘瓦莉雅·库拉克娃非常引人注目。她会唱歌，弹钢琴，画画。她周围总是有一批崇拜者。季亚加夸口说，曾与她有过一段恋情，但我却不相信：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可望而不可即。她父亲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乌克兰所有高级领导人治病，生活十分富裕。他们加在列瓦绍福斯卡雅街和路德街口有一套富丽堂皇的住宅，夏天则呆在梅日格列的别墅里。市里的房子里只剩下了瓦莉雅一个人，于是季亚加的一帮快乐朋友们经常在那儿聚会。瓦莉雅对任何人都没有钟情，但却喜欢揶揄自己的追逐者：譬如，客人到家里来，她却收拾箱子，肯定地说要去莫斯科。大吃一惊的崇拜者哀求她不要离开。然后又演出一个分别的场面，有人甚至掉了眼泪，然而最后她对大家宣布，说是开了个玩笑，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高高兴兴吃晚饭。然后，有一次宣布要出嫁了，请所有的人参加最后一个处女聚会，最后这也是个臆造。有一次，我们圈子里的人传说瓦莉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请我们去与她告别。在约定的时间里，一群哀伤的人聚集在门口。季亚加袖子上戴着黑纱，站在门口，请大家走近瓦莉雅卧室的阳台。 “这是死者的遗愿。”季亚加解释说，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顺从地挤在人行道上，仰起头看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阳台上出现了瓦莉雅，她几乎完全裸着身子——只穿着便鞋和带面纱的黑色宽檐帽。 我们笑骂着跑进二楼，挤在客厅里。过了一两分钟瓦莉雅身穿黑长裙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给大家沏茶。 现在年轻的一代，在书本上读到三十年代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以及血腥镇压，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极其艰难，充满了恐惧、苦难和泪水。这个对，也不对。恐怖残酷的镇压没有触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人们看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习，开心，恋爱——一句话，活得很充实。 但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做好准备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苦练跳伞，也有些人参加自愿训练班，准备当飞行员。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通信兵班。在这一行我已经略有所知，因为几年来一直都在自己动手作无线电收音机，此外，我的专业是电工。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这种制服很像德国共产党人的军便服。指导我们的是一个通讯团，于是夏天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参加野战演习。 1935年九月，工业学院夜校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了，所以必须转调作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国旅”。我被“列宁铁工厂”设计局接受为技工。我父亲参与设计的船坞已经建造完毕，于是在波多附近的江边开始建造客轮和拖轮。那是船身两边带推进轮的那种船。我的工作，是绘制推进木轮叶运转的那个机械的图纸。图纸画好之后，再交给女描图员进行复制。我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佳丽亚。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年12月我们结婚了，就在那时，经过许多曲折和麻烦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工作和学习占用了整个白天。时间过得飞快。只有在星期天，也是当时惟一的休息日里，可以休息娱乐。夏天我们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这几年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被捕之后，许多技术专家，学者，作家，演员也开始消失。这架绞肉机仅仅触及到了我熟悉的几家人。所以，因此我当时一直觉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种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其他人。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1938年春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顺利地大学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被派遣到富于革命传统的基辅“阿斯纳尔”工厂，在国防企业名录中，它的编号是393。那里生产火炮。我将来会作军械工程师。
战前岁月的反差（3）
然而，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斯大林与罗斯福（1）
斯大林以为美国总统跟他本人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无所不能。 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决定创设新杂志。 在那些我本人有机会接近观察的外国国务活动家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现实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雅尔塔的一条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以及二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充满魅力、反应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尔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所有在场的人都发现，总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锐。 我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被委派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的谈话。当时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在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启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辅徒劳地试图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赶代表团。我深夜起飞前往巴库，快到晚上才到达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乘飞机前往德黑兰。当天中午，我刚刚赶到苏联大使馆，便得知我马上要翻译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如果我的飞机晚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便会赶不上这次会见，不用说这会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为每次会谈都是他自己挑选翻译。 当我进入与大会议厅相连的房间时，身穿元帅服的斯大林已经在那里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于是我赶紧道歉说稍微迟到了，并解释说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他眯缝着眼睛，已经不那么严厉地看了看我，问道：“路上累不累？能不能翻译？此次谈话责任重大。”“能，斯大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