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多年之后，我知道了真相。 新年快要到了，又一次无法好好过一回。但我跟我在工业学院的朋友安排得不错。他父亲是基辅附近一个古城白教堂市里面包厂的厂长——由于职务关系家境非常富裕。 面包厂厂长的儿子莫德斯特邀请来过1935年新年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俩共同的朋友，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格，他当时在基辅医学院上学。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都带上了各自的姑娘。莫德斯特的女友列娜在白教堂上过技校，她在那儿等着我们。格奥尔格邀请了尼娜，同校的女友，而我则邀请了克拉拉。共事几个月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和斯捷潘和他的女友一起，开着“林肯”到郊外兜风，一起去看戏，冬天一起去“迪纳摩”体育场溜冰。 1934年12月30日中午，我们一帮人下了火车，走上了白教堂车站红砖大楼旁边的月台。天气寒冷，但晴朗，阳光灿烂。面包厂派了一辆三套雪橇来接我们。我们把东西扔在干草上，自己则坐在雪橇的两边。莫德斯特的家位于市区边上，面包厂旁边，路程相当远，所以乘雪橇一路走下来使我们非常开心。他家的房子周围的大花园里，高高的椴树结着薄霜。花园往下通向小河，园子里的一条林荫道成了滑雪撬的好地方。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这里玩。莫德斯特是一大家人。除了父亲，母亲，祖母之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不过还是给客人腾出了两个房间。我跟格奥尔格住一间，另外一间里住了两个姑娘。 新年之前，全天都在准备年夜饭。姑娘们在厨房帮忙，我跟格奥尔格还有莫德斯特为炉子和壁炉劈木材，在河上凿冰，准备家常冰激凌。然后我们收拾长桌子，放好椅子。在我们来之前，莫德斯特的家人已经打扮好了新年松树。我们只剩下插接上烛台，给里边插上蜡烛。最后，派我们将吃的东西从厨房搬到桌子上。我绝对没有想到，面包厂厂长的工作还能够给人那些年代难以见到的如此的富裕。有烤乳猪，冻乳猪，火腿，各种各样的鱼，鱼子酱，鲑鱼，大篮子装的水果，甜酥糕，蛋糕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从黑市上弄来的，或者拿面粉、粮食、糖果等交换来的。饮料更是数不胜数！于是我又想，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在继续生产着。可为何要藏在仓库里？ 这两天我们既没有看报纸，也没有听广播。所以当莫德斯特的父亲下班回来告诉我们，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取消所有的面包和其他票证，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据说所有商品都将敞开销售。一切都会十分充足。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种事。人民为购买最基本商品排大队而痛苦不堪。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很难想象，就可以直接走进商店，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1935年的新年在莫德斯特家里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相互道贺，拥抱，接吻。虽然还不太相信好转，还是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光明阶段”而祝酒，当然也为斯大林干了杯，因为他像此前许诺的那样，把我们带上了富裕之路。我们受的教育要感谢斯大林让我们拥有正常国家里人们应该拥有的一切。然后跑到花园里溜冰，点起了烟火，燃放了爆竹。然后又回到桌旁，喝香槟酒，跳舞。 这一夜始终也没能睡觉，况且元月一日是工作日，所以我跟克拉拉必须返回基辅。当我们快到六点的时候到达火车站时，面包店门口还排着队。我发生了怀疑，免票证是否会是个恶意的玩笑？ 基辅的商店已经开门了，但旁边有许多人。乘着有轨电车在街道上走着，我发现，许多商店在饥荒年代里被封闭起来，最近几个月则搭着脚手架整修，现在橱窗都照亮了，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食品。有趣的是，排队持续了大约一周。顾客可以买任意数量的食品。起先人们成数公斤地购买香肠，奶酪，火腿，面包等等。但是，商店的存货却没有消耗殆尽。从仓库里不断地运来一批又一批新货。当人们终于相信，供应是稳定的之后，人群消退了。应该回家消化那些恐慌抢购来的东西。 此后，直到1940年，起码在大城市里，情况是正常的。战后过了几年，当1947年宣布了货币改革，并取消了票证制度时，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有最初一两周有排队现象。此后，由于食品不断补充，抢购潮消失了，于是商业恢复正常。农民重新获准饲养家畜，并扩大了房前自留地的面积。 在与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道，1935年和1947年的这种结果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他不仅负责外贸，同时也主管内贸，所以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首先，”他解释说，“是厉行节约，同时扩大生产，储备大量的食品和日用品。斯大林本人亲自过问，并严惩了玩忽职守的生产负责人。作了大量的工作把这些物资运送到目的地，修建了仓库和冷冻设备，保证了分送到商店的运输，尤其在一开始的高峰时期，当人们还没有相信市场稳定的时候。预先修整了商店，并装饰一新，动员售货员上专门的培训班。并且严厉警告商业工作人员，任何舞弊，隐瞒商品和投机倒把都会掉脑袋。最终不得不枪毙几个违法的人。但最主要的是，不能拖延供应，不要一点点放出来，而是一下子在所有的工业中心全面抛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现在，我国某些研究者断言，当时仅仅供应了莫斯科和另外两三个大城市。这是不正确的。1935年夏天，我跟着旅游团到过许多城市。我专门进过许多商店，看看在卖什么。而最主要的是不要排队，也没有人专门到大城市来采购。 当然，当时有特殊的条件。当时有恐惧感和对那些违反商业条例的人进行残酷镇压。也可能采取措施限制外地人进城。但同时农村的情况也在改善。允许私人饲养大牲畜，鼓励经营自留地。而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铁的纪律的压制之下，看不到别的出路，只有在公共土地上比从前干得更好些。 如果列举1935年和1947年间商店里出售的食品，饮料和商品，那么现在苏联人可能会不相信。木桶里放着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价格便宜。货架上摆着大块的鲑鱼肉和干鲑鱼，各种各样的牛肉大肉，火腿，乳猪，许多香肠品种的名字现在好多人叫不上来，奶酪，水果，浆果——所有这些都不必排队，数量不限。甚至在地铁站里有店铺出售香肠，火腿，奶酪，做好的夹肉面包和各种菜肴。大烤盘上放着煎肉排和煎牛排。而在乡村，就像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热天里任何一家都会拿出一杯牛奶或者冰镇果汁，而且不愿要钱。 也许有人会说，那可是行政系统在运转啊！但是，这个系统仅仅是在强制和恐怖的压力下运转的。并且不应该忘记，在许许多多的集中营里，在种种非人的条件下，千百万被流放的人，像奴隶般劳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由这个强硬的调节体制来支配。 在一定额度内自有大牲畜，家禽和猪以及其他等措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1941至1945年艰难的战争饥饿年代过去之后，农民利用了这种机会，所以，虽然集体农庄的产品被国家拿得一干二净，始终还能有东西养家糊口，甚至还可以拿一些东西到城里来出售。这样，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城市里的供应水平得以维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直到后来赫鲁晓夫狂想要消灭城乡差别。 赫鲁晓夫断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能力供养全国居民，他首先砍掉了自留地，并要求大幅度削减个人饲养的牲畜。后来，又产生了荒谬绝伦的主意，要在农村修建城市类型的多层住宅，将农民从独门独院迁入楼房。就这样，许多农耕世家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再也没有可能饲养什么家禽家畜了。 这个冒进的结果很快便显现出来。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度削减。跟当局的盘算完全相反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营生之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并没有比以前干得更好。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白教堂迎新年（2）
结果，他们无力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的食品供应，而自留地的产出急剧减少，在城市楼房里长大的农家子弟对土地没有感情，也没有学会照看牲畜的技能。长大之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逃进城市。农村人口迅速老化、减少。 毫不奇怪的是，农村居民在乡村衰败这个问题上与其说责难斯大林（因为，那些成年时期经受过强制集体化恐怖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不如说是在责难赫鲁晓夫，因为他剥夺了奶牛，使农村贫穷破产。 自从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什么集体化农业可以使苏联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美国，并且保障苏联居民富足的生活，并且像他肯定的那样，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此后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注入了数百亿卢布的资金。成千上万台拖拉机，收割机拨给了集体农业。花费巨额资金开垦了大批荒地。结果如何呢？现在，我们仍然被迫用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和其他食品，而在国内则被迫实行票证制度。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1）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装醉，演出了一场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闹剧。 所幸的是，这次冒险成功了。 除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外，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在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里还占了整整一层。那里也有人民委员的三间办公室：会议室里放着长条桌和几排椅子，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一般举行人数不多的会谈。然后是一间带小型洗漱间的所谓休息室。休息室内设有一张卧榻，可以在上面小睡，还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总是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南方的水果和一小碟核桃——这是莫洛托夫最喜欢吃的东西。新鲜水果每周几次用专机从高加索和中亚运来，并且不仅仅和平年代这样，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最艰难的时候，最基本的食品勉强能够维持军队，千百万苏联人靠微薄的口粮吃得半饥半饱，克里姆林宫宴会和招待会上离奇的丰盛一直都使来莫斯科的外国人叹为观止。桌子几乎承受不了各种吃食和饮料的重量。红鱼子酱，黑鱼子酱，熏鲑鱼，淡水鲑鱼，鲟鱼，烤乳猪，乳绵羊和乳山羊，填馅火鸡，成堆的蔬菜和水果，成堆和烈性酒和各种葡萄酒，冰激凌蛋糕——按照斯大林的想法，所有这些应该使西方客人信服，我国的局势并不那么糟。 人民委员在铁匠桥的秘书处里，助理们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这个房间跟后勤人员的房子挨着。每天早晨，经过我们门前，沿着走廊拿过去大暖瓶和食品篮子，这是预备着万一人民委员在这儿吃午饭。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也照此办理。在政府保卫部门特科的严密监视下，有专门的农场和肉联厂为高级领导人种植和加工专用食品。领导这件奥妙且被认为责任重大事情的，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主人”的大厨师伊格纳塔什维里。斯大林害怕有人投毒，因此千方百计地讨好他，最后给了他将军军衔。 在铁匠桥的那幢大楼里，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缝纫铺。人民委员的高级职员凭一种专门的票证可以在这里定做衣服。1942年，当时我已经作了莫洛托夫的助理，我领到了两张票，于是便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深褐色和一套细纹浅灰色。新衣服很快就作好了，一个春天的日子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去上班。收拾好给人民委员报告的文件之后，我进入办公室，看见莫洛托夫穿这同样的一套浅灰色细纹西装。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巧合的难堪和不妥当。莫洛托夫相当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并说：“您真不该作跟我一样的一套衣服！这叫怎么回事？我们就像穿着制服去接待外宾……” 事情搞成这样，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裁缝铺里再没有其他浅颜色的衣料，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不是您的问题。那个蠢货裁缝朱拉夫斯基在给人民委员建议流行的衣料时，就应该想到的。” 午休时，我换上了深褐色西服，此后再也没有穿过那一套灰色西装。莫洛托夫也很少穿那一套条纹西装。也可能，就在那时，就开始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缝制专门的制服？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里，我仅有一次看见他非常激动。那是在1944年，瑞典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与芬兰的合约进行谈判。我跟此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知道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瑞典人来往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穿梭外交，从苏方的观点来看，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并且芬兰人坚决拒绝接受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