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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洛托夫共事（2）
“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辛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有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间来，他看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后，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七八糟，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苏波边境小站的故事
1934年，我继续在“国旅”作导游。这年秋天，我被任命为苏联波兰边界一个小火车站“国旅”办事处的主任，为过往的外国旅客提供外币兑换，办理车票等服务。 到1934年秋天，外国游客明显减少了。来出差的外国人，也是由“国旅”提供服务，基本上都是苏联政府邀请来参加五年计划建设的实业界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帮助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美国人，这是第聂伯河上的第一个大坝，大型的水力发电站。我被指派陪同这样的一个团组。 我们下午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了扎波罗热。由于无法指望路上的正常饮食——餐车里仅仅供应淡茶加一块糖和大麦仁粥，国旅的餐厅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干粮”。一般里边有鱼子酱，螃蟹，火腿，奶酪，黄油，面包，煮鸡蛋，装潢十分漂亮的罐装果酱，袋装茶叶和砂糖——商店里这些东西早就见不到了，可是，食品工业仍然在生产这些东西。我想，不可能说这些东西刚够给外国人享用。当然，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享用这些食品。所以，生产出来的食品肯定要多得多。那么都到哪儿去了？当时，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实在是个谜。 由于在秋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基辅“国旅”的导游们各有各的办法。一些人去上进修班，另外一些人学习其他外语。也有人请假作笔译。我被任命为“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代理经理，它位于苏波边境，当时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从舍别托夫卡每周三次发运前往巴库的伊朗快车，乘客基本上是西方的商人，阿富汗羊羔皮商人，伊朗的石油工业家，贩卖地毯，鱼子酱的生意人等等。往来过境的有外交官，公司的代表，以及喜欢冒险的人。许多外国游客在苏联境内的旅行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波兰火车把一批批衣着光鲜的游客送到苏联边境。火车开进舍别托夫卡火车站月台的一侧。乘客在火车站大厅里经过边防和海关检查，之后走到对面的月台上，伊朗快车在那里等着他们。 波兰车看起来非常的不体面：沙发座位早已经压坏，车窗玻璃很久没有清洗，车厢的油漆斑斑脱落。不过，服务人员却波兰小贵族似的衣着光鲜令人惊异：蓝色军服式上衣，大红腰带和武装带，带白鹰标记的波兰式四角制服帽，闪闪发亮的帽檐——这一切看起来十分堂皇。 我们的伊朗快车完全符合国际水准。它几乎全部由革命前比利时造的卧车组成，外装饰仿红木，铜制，打得闪闪发亮的把手和拉丁字母的标记“卧车”。革命后最初几年，这类火车厢可以在国内线路上见到。车厢极其舒适：宽阔的双人包厢，带上下铺位。白天上铺放下来，成了沙发靠背。铺位上套着带长长流苏的淡蓝色套子。包厢里有一张折叠桌，和一张包着红缎子的椅子。黄铜把手、衣帽钩和架子赋予一种富贵漂亮的外形。每两个包厢之间有一个洗漱间，玻璃门是新艺术风格。里面有洗漱盆，布帘之后有淋浴，洗漱盆下面放着一个上釉描花的陶瓷夜壶。 “直达卧车”的列车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经过旧式训练的体面男性，态度殷勤、关心乘客与自尊感兼备。他们身穿褐色制服，带金质饰扣和镶条，戴同色的制服帽。他们煮出来的茶非常香甜爽口，一般用长条的薄面包干招待客人。火车到巴库路上走三天，每天早晨，列车员都要收拾床铺，清洁包厢，擦洗全部铜质的物件。快车上有一节食品饮料充足的餐车，服务员一个个更是彬彬有礼。整个车里能够感觉到井井有条，整整洁洁，纪律严明。这是从沙皇时期保留下来的训练有素，抑或是斯大林的铁道部长卡冈诺维奇的铁腕——只有猜测的份了。 我的任务，是迎接每一列波兰列车，给外国旅客提供方便，如果需要，办理用外汇支付的火车票，代办外币兑换——一句话，根据国旅的规章提供服务。我呆在边境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游客和商人之外，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有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犹太人等等。他们通过各种办法越过德波边境，然后前往苏联这个可靠的避难地。我接到指示帮助这些人，借给他们卢布，如果他们到的那一天没有快车的话，安排他们在舍别托夫卡过夜。我的办公室里有几个房间，这时就成了客房。有时也有老老少少一大家人，但大多数都是单独一人或者夫妇二人。晚上我请他们到我那儿坐或者去看望他们，我们一起谈到欧洲和德国的事情。虽然他们被迫抛弃家产，到我们这里时身无分文，但都很高兴，因为在苏联找到了第二个故乡。他们能想到，将来是什么样的遭遇吗？这个我无法料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最终被指控为间谍以及执行盖世太保的破坏任务，落到了集中营和监狱！…… 十二月底，“国旅”舍别托夫卡分部的新任经理从莫斯科来了，于是我回到了基辅。我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下一节季节里将会有西班牙游客。城里依然闹饥荒，所以，“大陆”饭店的厨房在淡季发给我们的虽然伙食很少，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仍然是个帮助。食品卡——父亲的工作卡，母亲的供养卡和我的职员卡——仅仅能够买到最少和最必须的东西。不过，规定有的东西，在商店里一直都有。
在白教堂迎新年（1）
1935年1月1日起，日常消费品的票证宣布取消，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直到1940年，大城市里的物资供应是正常的。事隔多年之后，我知道了真相。 新年快要到了，又一次无法好好过一回。但我跟我在工业学院的朋友安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