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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4）
过去啦！但嘴里终究很长时间留有不愉快的余味。 我们出了大门，转向乌兰大街的地铁站。那里一般人比较多。而三个半小时之后，在另外一个地铁会合。我刹住车。萨沙故意轻松地拿起了沉沉的箱子，消失在地铁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于是决定开上环线。后来把车停在森林里。天气非常好。云彩在天空慢慢地漂浮着，这个平和的、安定的景象再次在心中引起抗议。那里，远在东方，正在进行血战，乡村在燃烧，我们的人在牺牲，而我却在这里，在阳光照得暖洋洋、到处青草芬芳的树林里跟党卫军的冲锋队长一起散步！ 后来我们回到了城里。海因曼提议找个地方吃东西。我们将车泊在一家饭店的附近，走过玻璃转门，进入宽敞的大厅，开始寻找空位子。 突然传来一声喊： “哎，海因曼，过来呀！” 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六个党卫军军官。桌上摆满了啤酒杯。毫无疑问，这些人跟海因曼很熟。军官们招着手，请他入座。怎么办？我们无法走开。但是，如果被发现，被扣留的苏联外交官在柏林到处乱跑，这将会是一桩大丑闻。 这时，我听见海因曼急促地低声说： “我介绍您是慕尼黑来的我妻子的亲戚。您在一家军工厂工作，所以不谈自己的事情。您的名字叫库尔特·休斯科尔。小心些……” 我们走近桌子，军官们有的站起来，有的欠了欠身子，用“嗨，希特勒！”来欢迎我们。海因曼声音洪亮地回答了他们，而我则嘟噜了一句什么…… 海因曼介绍过我之后，我们分别坐下，给所有人叫了一杯啤酒。谈话的题目当然是苏德前线的战事，以及英国空军最近恢复的对柏林的空袭。我有绝对把握，在柏林工作这段时间内，语言得到很大的提高，不会让我露馅，但依然非常感激海因曼关于我在慕尼黑军工厂工作的杜撰。这使我更多时间不说话。无论如何，没有人发现我不是那个自己冒充的人。 海因曼看了看表。我们该走了。但他的朋友们却不愿放他走。我们迟了半个小时才得以脱身，我不得不开着这辆小小的“欧宝”，尽最大努力赶往会面的地点。 萨沙等着我们，当然已经是神经十分紧张了。坐进车子里之后，他像上次一样，紧紧地握了握我的肩膀，我非常高兴一切正常。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海因曼带着自己一队党卫军将疏散的苏联人护送到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但我是1941年7月2日最后见到了他，那天我们撤离了柏林。早餐时，海因曼给了我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留言。 “也许，”告别时，他对我说，“将来某个时候，我会被迫提起到曾经给苏联大使馆提供过帮助。希望这一点不会被忘记。” 原来，他早已经猜到了，问题不在萨沙女友身上，而有更重要的事情。 战争最初几年，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领导的地下反法西斯组织给莫斯科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既涉及德国后方的状况，也涉及到德国的军事计划。这些密电的内容关涉战略物资的储备，飞机和新式武器的生产等等。在传送有关德军伤亡情况、德军计划中的进攻、向苏联后方投送袭击分队等等极其重要的情报时，对于身处法西斯压迫之下的德国人民而言，反法西斯战士履行了自己的爱国义务。至于苏联军事部门是否有效利用了这些情报，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转交的发报机拯救了我国前线和后方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德国情报部门费尽力气，侦破了这个被希特勒分子称为“红色合唱团”的组织。1942年8月底9月初，该组织成员在柏林的一个监狱被处死。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到哈尔纳克的颈上时，他高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感到后悔。舒尔茨－伯曾在自己的遗书中写到，他终生都是根据理智、心灵和信念而行动的。 回想起这些坚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良心纯净的人们，就不能不想起战后历史。有多少像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光明的理想而献身！战胜法西斯之后，这些牺牲似乎没有白费。在德国的土地上，产生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宣布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我这一代人相信这个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尤其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强加给我们的模式却是站不住脚的。强制推行的努力导致了巨大的牺牲和震撼整个东欧的大###。而曾几何时，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骄傲”的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彻底消亡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萨沙，也就是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克罗特科夫高升了。我很少见到他。1943年，我们在德黑兰相遇，他当时属于“三巨头”的安全人员。此后，在1954年印度###日内瓦会议上见过他一次。多年来，克罗特科夫在东德一直身居高位。五十年代末，他猝死在莫斯科的一个网球场上。
回归故土（1）
1941年7月，我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人员一起撤离德国，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被任命为负责处理外交，财务，人事等工作的副外长助理。 一架“道格拉斯”停在安卡拉机场低矮的候机楼前的水泥机坪上。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和土耳其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来为我们送行。虽然是清晨，太阳已经很热。晴朗的深蓝色天空像天幕一样，罩住了长满了黄色青草的一片平原。凝重的空气预示着这一天将酷热无风。身穿空军军服的机长伫立在飞机舷梯旁边。 被送的这一批人，基本上都是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驻柏林苏联大使馆负责人员。不过，当时苏联驻柏林侨民区具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并不多：两个参赞，一个一等秘书，四个随员，一个领事，海军武官及其第一副手。还有，商务代表和他的副手也算是外交官。使馆的事务人员也不多。战争开始之前，大约一半的外交官正在休假。早在五月份，海军武官沃龙措夫和参赞科布罗夫携家人回到了莫斯科。他们知道纳粹的入侵不可避免，所以决定提前离开柏林。杰卡诺佐夫也将自己的家人送回了莫斯科。 阿尔马雅克·科布罗夫参赞，贝利亚的第一副手伯格丹·科布罗夫的弟弟，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德国机构的负责人。从外形上看，他跟伯格丹恰好相反——伯格丹的长相令人厌恶、丑陋、低矮、肥胖，令人恐怖，恶心。而阿尔马雅克则身材高大、挺拔，一头黑发修剪得十分齐整，是个高加索美男子，非常和气，甚至富有魅力——他是我们这个团体的灵魂，很好地扮演了憨厚的席间提调，以至于很少人能够猜到他的真实身份。当时，谁也没能料到，这个快乐汉子的仕途将如何结束。斯大林死后，1953年底在贝利亚一案中，他和哥哥伯格丹以及杰卡诺佐夫等人被审判后枪毙。 我们在斯维列格勒越过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而德国外交官从亚美尼亚抵达土耳其之后，大使已经没有必要庇护苏联人员。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馆负责这件事，很快苏联轮船“斯瓦聂地亚”到了，全体人员乘船沿着中立国土耳其的水域出发前往巴图米。我们这一小批外交官，其中除了大使之外，还有参赞谢苗诺夫，武官图比科夫将军，使馆随员克罗特基赫，我和我妻子等一起乘夜间快车前往安卡拉。从莫斯科派来的一架专机已经在安卡拉机场等着接我们。只是由于安排第二天早晨起飞，所以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 杰卡诺佐夫，当时还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人民委员，跟苏联驻土耳其大使一起，带着谢苗诺夫前去拜见土耳其外长。而我跟佳丽雅，图比科夫将军和克罗特基赫决定到城里逛一逛。 安卡拉就像一个大村庄，特别是与宏伟的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