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 门打开了一条缝。有两条链子挂着。阿尔巴托夫看着我，但没有认出来。毫不奇怪，脸上的血迹已经凝干，衬衣和浅色西装外套沾满了褐色斑点。 “这真的是我。” “太恐怖了！出什么事啦？” “这就说给你……” 我简单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决定不能这个样子碰见警察。然后我到洗漱间，洗了脸，洗净了衬衣，洗掉了西装外套上的血渍。然后，把这些东西挂在落地大台灯上烘干。阿尔巴托夫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美国首都的中心会发生这种事情。大约四十分钟后，我看了看窗外，看见警察正在离开旅馆。只是在街对面还有一辆巡逻车。伤口不再流血。衣服也干了。我们商量好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分手了。下来到前厅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跟记者说话的夜间值班人没有注意到我。我的汽车就在旁边，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家了。 虽然我已经收拾妥当，我的妻子列拉马上就明白了：出事了。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她已经习惯了我经常会发生各种糟糕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平静了，帮我清洗了伤口，贴上了膏剂。 早上八点，我已经开车到了酒店。然后我跟阿尔巴托夫一起去国会出席一个工作早餐。电视和《华盛顿邮报》非常简单地报道了“亚当斯”酒店的抢劫以及“没有人员伤亡”…… 现在我们回到遥远的1934年。 我们决定，不向比尔解释，为什么替那两个被他轻率地乘别人汽车打发走的女士担心。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开始收拾准备过夜，放下了窗帘，用小地毯遮住前后窗玻璃。我和比尔安顿在后座，斯捷潘在前座。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所长时间。揭开窗帘的一角，外面一片漆黑。雨停了，天气稍微变冷了。我摇了摇斯捷潘的肩膀： “也许应该发动机器，打开暖风……” 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就听见了说话声。我弯腰对斯捷潘说： “有人朝这边走来。坐好别动。让他们以为没有人……” 比尔动了动。我警告他说： “请您别出声……” 他理解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躺在座椅上。说话声接近了。说话的有两个人。突然，静了下来，然后又听到： “看看，这是什么！” “它是从哪儿来的？” “怕是陷住了。” 车子两边近旁，是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可以听见沉重的呼吸声。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保持一动不动。突然，听见了敲击声。是金属东西，或者是截断的枪托敲的？这样就大事不好了。开始拽前门的把手。斯捷潘一下子明白，再也无法藏着了。 “走开，我要开枪啦！”他拼命喊道。 他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于是就逃跑了。也可能，走过来的不是恶人。但最好是保险再保险。当然，斯捷潘根本没有枪，但心理上他的盘算是对的。后面我们再也没睡。我对比尔解释说，这些人可能是喝醉酒的恶徒。 “在我们美国这些人一样也不少。应该离他们远些才对。”比尔温厚地表示同意。等到天亮之后，我们下了车。后保险杠挨了一下，但破坏十分细微：金属稍微凹进去了一点。锁好“林肯”之后，我们出发去附近寻找住家户。 村庄坐落在一条大路上，路的两边栽着柳树。前两个房子的窗户都钉死了，里面没有住人。显然，是“被没收财产的富农”抛弃了。第三家的烟筒里冒着烟。我们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老的女人，身穿黑色包发帽，肩上围着一个破旧的方巾。我们问了好。我道歉说，这么早惊扰了，请让我们进屋。 “请进吧。”她略微顿了一下说道。 在正房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显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大块面包。俄式炉子里，看得见盛土豆的铁锅。我解释给他们，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并补充说，跟我们一起还有一位美国游客。 “请坐吧。”那位年长些的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们实在是饿坏了，所以顾不得人家的劝让。女主人将铁锅放在桌子边上，给每个盘子里都放了煮土豆，然后浇上向日葵油，给每人倒了一铝杯甜菜茶。我想，对于前来作豪华游的比尔这顿早餐有点太过简单了，并且在这样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用餐之后，他会对集体农庄的饮食留下不好的印象。法因伯格那里可有我好看的！就为我们让美国人这样过夜，我们肯定要倒霉！但是，比尔不但没有抱怨，而且还称赞食物“味美营养”。 从主人的话里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来到的不是昨天参观过的那个农庄。这个根本就不是“模范”式的。我的又一个失误！不过，这里的人帮了我们。吃过东西之后，我们去了农庄管委会，那里给了两头牛来帮忙。 “难道它们能把这个大家伙拖出来吗？”斯捷潘表示了怀疑。 “会拖出来的，它们有的是力气……” 壮硕、沙土色的牛长着黑色斑点，犄角朝两边分开长着，鼻孔里戴着铁环，好奇地打量着同样也是沙土色的海外怪客。挽具上套了缆绳。我跟斯捷潘将缆绳的一端系在“林肯”的前板簧上。比尔坐在车上，发动了汽车。我们俩在后面推。前面喊起了“驾驾”的吆喝声，牛开始使劲，汽车晃动了一下，慢慢地从前一天车轮挖翻起的沟渠里出来，沿着冻实的土地望前移动。这里，我几乎看见了某种象征：乌克兰牛使美国技术的奇迹恢复生机！……比尔微微打开车门，喊道： “这车本身根本没希望！没有公路和其他设施它毫无用处。我给你们说过了：应该赶快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 现在，当电视上播放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没有道路，在粘稠的泥浆中拖拉机都出不来，每次我都会想起这个场面。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村庄和田野周围依然没有硬质路面的道路。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1）
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结果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大批人员遭到扣押。 我担任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的联络官，收买了看守大使馆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成功地把电台交给了地下抵抗组织。 1941年6月21日那个不祥的早晨，在里宾特洛甫官邸门口，帝国外交部长的一辆“奔驰”等着我们——杰卡诺佐夫和我——把我们送回大使馆。从维里海姆大街拐上林登大道之后，我们看见，沿着大使馆正门口有一排党卫军。实际上，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隔绝了，电话不响了。禁止我们进城。没有办法，只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在两点钟，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德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埃里赫·佐美尔通知说，在弄清楚哪个国家将代表苏联的利益之前，要求大使馆指定一名外交官跟德国外交部保持联络。杰卡诺佐夫大使将这个职能委派给我，所以，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礼宾司。 “我应该预先告诉您，”电话中对我解释说，“大使馆的代表每次到外交部来，都由看守使馆的警卫负责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陪同。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他与礼宾司联系……” 也就是说，我获准仅仅走维里海姆大街，并且得有海因曼的陪同。同时，非常重要是，必须把使馆的有关情况，以及德方有关疏散苏联人员的条件等通知给莫斯科。德国的条件是交换相同数量的人员，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帝国政府最近几个月从苏联召回大部分工作人员及全部家属之后，在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多人。而我们在德国的人数有一千左右。斯大林担心引起希特勒的怀疑，下令禁止削减驻德国的工作人员。不但如此，直到最后一天，都有新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抵达大使馆。现在，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我们仅有一百人可以交换，其余九百多苏联人应该留在德国。非常重要的是警告莫斯科，在交换的问题圆满解决之前扣住德国大使馆的人。我们试图发电报，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还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 杰卡诺佐夫大使对这个局面非常着急，他认为有必要讨论可能的行动方案。六月二十四日，他将武官图比科夫将军、大使馆随员克罗特科夫——他接替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情报负责人柯布罗夫——以及我这个惟一的可以进场进城并且与德国外交部谈判的外交官等三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大使开始说，“有没有可能让某人悄悄地溜到使馆外边去？那样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地下组织成员取得联系，并且通过他们通报莫斯科。”“我的人，”图比科夫汇报说，“仔细核实检查了这种可能。整个使馆区都被封锁了。晚上哨兵巡逻时带着狗。” “那么，别列什科夫试一试甩掉海因曼？” “海因曼跟我寸步不离。”我说。 “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海因曼？” “总体上我跟他的关系十分有分寸。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稳重的人，而不是年轻的党卫军狂热分子。” “能不能试探他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着手？” 我提议在使馆内安排一次我跟海因曼的午餐或者晚餐。这个主意获得了支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克罗特科夫这时加入了谈话，“只有我跟朋友们保持联系。他们跟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接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此外，你们大家知道，他们的无线电发射机坏了。日前，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一个新的。可是怎么才能转交出去呢？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任务。” “因此说，”杰卡诺佐夫总结道，“不论什么样的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安排克罗特科夫与朋友见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是不能原谅的……”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根本不是什么花钱收买的谍报员。经验丰富的苏联情报人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罗特科夫联络的朋友们，是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斗士。包括大约两百人的地下组织在数年期间认为，自己有爱国主义义务把有价值的绝密情报转交给苏联，把苏联看作可以对抗希特勒奴役各国人民企图的一支力量。领导这个组织的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可以接触当时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空军上尉哈罗·舒尔茨－伯曾，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军官世家，跟梯尔比茨元帅是近亲。舒尔茨－伯曾受到希特勒最高指挥当局的完全信任。但是，在大学时代，他跟左派组织和德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三十年代初，他一度编辑过一份反法西斯青年杂志。希特勒上台之后，冲锋队洗劫了编辑部，而舒尔茨－伯曾也被投入监狱。身居高位的亲戚们出面干涉，将他弄出监狱，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当作“幼年的错误”一笔勾销。 但是，出狱之后，舒尔茨－伯曾并未中止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明白，现在他必须改变方法。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并且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这种关系。同时，他跟帝国元帅戈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军官给戈林元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戈林甚至在舒尔茨－伯曾的婚礼上充当了男傧相，这样，使他不再受任何怀疑。“第三帝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赏识为舒尔茨－伯曾进入航空部创造了条件，在航空部他负责情报司。但是，仕途的顺利并未冲昏他的头脑，没有让他偏离主要目标——推翻纳粹制度。舒尔茨－伯曾领导的组织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另外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斗士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是哲学和法学博士，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在柏林建立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小组的网络。他在讲座和讨论会上，号召与苏联保持友谊，并且警告德国人民所面临的法西斯威胁。纳粹上台之后，他领导的组织转入地下。为了保密，哈尔纳克加入了国社党，并在经济部就职，在那里很快就作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跟舒尔茨－伯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将两个组织合而为一。由于有机会接触绝密的军事经济情报，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得出结论，即不久的将来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已经不可避免。在就此警告莫斯科（斯大林同样也不愿意相信这些）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在战争开始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替换出了故障的发报机。 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是比较少见的那种爱说话的人。我们认识的第二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有一个患病的妻子，哥哥在帝国办公厅警卫处任职，儿子埃里赫马上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然后就得上前线。海因曼说，他请哥哥想办法把儿子安排在后方，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党卫军军官，并且是看守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