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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入克里姆林宫（2）
我首先从解读这些记录开始。我坐在与莫洛托夫卧室相邻的办公室里，当时他被安排住在德国政府接待贵宾的贝维宫里。这件事上费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我请来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打字员——秘书处的部分人员也随我们来到柏林。女打字员刚刚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门突然打开，莫洛托夫出现了。他看了我们一眼，突然发作了：“您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明白吗？您…您已经口述了几页啦？”他神经紧张时，口吃得特别厉害。 虽然还没弄明白他光火的原因，我赶快回答说：“刚要开始。”“马上停下来，”人民委员喊道。然后走近我，抽出那张一个字也没有写的纸，看了看旁边一叠纸，然后略微平静地说：“您走运了。想想看，有多少耳朵想听到我们跟希特勒单独谈了些什么？” 他环视了墙壁，天花板，然后将目光停留在插着芬芳玫瑰的中国花瓶上。于是我全明白了。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麦克风，导线则可能通向英国、美国间谍，或者德国人那儿，他们都想知道，希特勒跟莫洛托夫谈了些什么。我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再次走运了。但我明白了，不能仅靠运气，应该自己注意。莫洛托夫发现了我张皇失措之后，用平静公事公办的语气说： “拿上您的记录，跟我走……” 这段时间一直呆坐着的打字员一溜烟跑出去了，我们俩来到卧室，并排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我来草拟电文，然后一张张转给您，您拿记录进行核对。如果有什么想法，直接写在纸片上或者给我写纸条。我们工作时不能出声。明白了？”“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原谅……”“别浪费时间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莫洛托夫许多从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没有追究这件事？因为在当时普遍怀疑的气氛下，他可以推测，我故意用高声口述的办法给什么人传递秘密情报。但他显然将这归结为我缺乏经验。 回程的路上，莫洛托夫将我请进自己的包厢。杰卡诺佐夫跟他在一起。 “我们这里商量了一下，”莫洛托夫开始说，“我认为，既然您参加了与德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谈判，就没有意义再回到外贸人民委员会去了。对于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您怎么看？”“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但我没有受过专门教育，能胜任吗？”“这并不重要，我们大家都得干各种事情。回到莫斯科我跟米高扬谈一谈。我想，他不会反对的。跟德国人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也许，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译。我调您到我的秘书处，作德国问题助理……”我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期——1939－1940年间——外交人民委员会里来了许多新人。莫洛托夫招来的一批外交官，战后都出了名，譬如葛罗米柯，索波列夫，扎鲁宾，古谢夫，维诺格拉多夫，斯米尔诺夫等等，都是理工科出身，鲜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们甚至从未想过外交的前程。他们都是区党委的派遣，或者像我一样，由于偶然的机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所以，有时会莫名其妙，他们的命运为何是这样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问，他是个经济师，何以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并提出可能的解释说，他有时就有关国际问题开讲座。但关键在于：三十年代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承办斯大林交给的任务。这四人挑选并批准了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虽然他在回忆录中仅仅想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0年，当我转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时，那里跟奇切林、李维诺夫共过事的外交官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占据了前不久被镇压的“列宁式”外交官们余温犹在的位子。我是特别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接收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显然，马林科夫对此没有特别关心。但贝利亚记住了。难道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我身上才出现了跟他有关的问题？ 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十二月底，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卫国战争开始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莫洛托夫的苏美关系助理。这一次我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从那时起，斯大林叫我去做翻译，不过不是莫洛托夫所预计的那样，跟德国人的谈判，而是跟美国人，英国人会谈。
饥饿年代（1）
我在少年时代便亲身经历了出于宣传目的而集体造假的事情。 1929年，素以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发生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限制消费…… 为了生计，我转调到“国旅”当导游。 乌克兰发生饥荒——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年代，虽然紧紧张张，但依然能够养活自己，新经济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够让人们吃饱，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饥荒！并且是在和平时期！ 1929年秋天，当我们从南方回到基辅之后，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角落里都是蔬菜水果摊贩，国营和私人店里商品极为丰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随处可见一对对衣着华丽的情人，每到夜晚，剧场、餐厅、咖啡馆和台球室里，挤满了休闲的人。不过，这里时不时也会看见“背口袋的”——这是从集体化“大获成功”的那些村庄逃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被看作是因对抗政府而受罚被没收财产的乡村富人。各个报纸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一文，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传言中乡村里的过火做法，是那些热情的工作人员干的。现在，当总书记亲自出面纠正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略微节制自己的热情，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没有想到，不久会大难临头…… 我们七年级又来了几个新同学。他们的家人从德国迁到苏联，因为那里纳粹掌权的威胁日益临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开了全乌克兰少先队员代表会，我们学校也应邀参加。巴乌里是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决定将我们班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很可能，他是根据基辅共青团委的指示而这样做的。当时，这类造假活动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会议上，都有“广东公社”的代表出来讲话。每次介绍这些人刚刚从中国来，实际上他们在俄国已经住了很久。当时，人人都在说广东公社的事，每个人都想在主席台上坐一个中国人。至于我们，巴乌里的主意多少还算符合实际。新来的同学的确是德国少先队员。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所以甚至带来了自己的旗帜。而且巴乌里本人是个地道的萨克森人。至于我们，虽然不是德国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国人。巴乌里严格命令我们在路上装作不懂俄语，只能说德语。 沿途各地都已经得到通知，说德国少先队代表团正在前往哈里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我们乘坐火车，占了单独一节车厢。沿途每个车站上，当地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用乐队、旗帜和鲜花欢迎我们。每次都在月台上举行短暂的###，我们用德语作简短发言。然后，按照通常所说的那样，“进行了友好交谈”，结果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握紧拳头高喊“同志们！” 起先，演出这样一出戏时，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习惯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内容的热烈演讲，赢得全场鼓掌。 当时，我们两人一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队员的家里，所以，每天晚上，当全家都聚集在茶炉边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邻家的小孩子们都跑来看“外国少先队员”。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非常担心在梦里说出话来，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游戏，所以，当自己人在一起时，便拿愚弄周围所有人这些事来取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乌里以及其他的辅导员跟我们开了一个龌龊的玩笑：实际上，他们教我们撒谎，装假，口是心非。这里面没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这样一种独特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全国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经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从那儿带回来各种小礼物，装帧精美的书籍，衣服等等。离开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给家里卖一些纪念品。走了一个商店，第二个，第三个。到处货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基辅可是什么都有的。而这里，首都居然是一无所有。后来想在餐厅吃午饭，—那儿也一样，除了煎蛋之外，菜单上的其他各项都被划掉了。 我们乘夜车回到了基辅。我给家里人讲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妈妈对我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这儿也是东西全部不见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儿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大转折”，并且全面集体化的时代已经开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断了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消灭富农阶级”，而实际上是消灭所有私人经济的路线，引发了居民的恐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购。当局则中止了供应。结果是，数日之内，商品被一抢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规模关闭私人企业，手工作坊，面包房，咖啡馆等。为了“稳定”局面，斯大林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凭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凭专门的票证购买。担任技术厂长的父亲领到了“工作卡”，我和母亲领到的是“赡养卡”。但是，领到的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很快，作外国人生意的“外贸商店”开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居民手里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把自己内战期间保存下来的，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购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以换取黄油、炼乳、面包等。妈妈将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纪念物，以及父亲用几十个卢布买来准备镶牙的沙皇金币都送到了“外贸商店”。像内战时期一样，再次面临饥荒。现在，一边写这些文字，我一边在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已经宣布了六十年。结果呢？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看见国家再次依靠票证制度。苏联政权七十年后，我国的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数量稀缺质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庞大的行政机器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肥皂问题。可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自己学会了炼制肥皂，因此在我们避难的那个村庄范围内解决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