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成了一连串的节日，并使我轻松地完成功课。此外，还有不少的娱乐。赫德维克小姐教我们唱歌，音乐和绘画课，指导我们的业余话剧活动，我们大家都参加了。我们的演出在克列夏季克的商人工会俱乐部进行，那里有一个带舞台的大厅。观看演出的不光是家长，我们自己动手画的色彩鲜艳的海报吸引来了市里的公众。我们的常客是魏玛共和国的总领事。他剪着平头，外加硕大的后脑勺，非常像金登堡，他有着军人的作派，显然曾经是德军的将军。基辅郊区驻扎着一支部队，官兵都是德裔。他们负责指导我们学校，所以我们也经常去他们那儿。那里所有的地方——各种标语，口号，图表等全使用德语，命令也是用德语下达。 德国总领事经常参观这支部队。当时，红军总参谋部与德军指挥机关合作密切，经常与其在基辅近郊举行联合演习，其中我们的指导员，德裔的官兵也参加这类演习。每年夏天，我们会在基辅近郊德达尔尼茨军营里住一两周，照看马匹，在演习充任侦查员的角色。 我还记得在同班同学舒尔卡·蔡特林的宽敞的家里举办晚会。他住在距离学校不远的格罗杰茨基大厦里，那幢房子的建筑奇异，不同寻常，往往引起行人的注意。革命前，格罗杰茨基也许是当时最时髦的建筑师了。在基辅，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建造了带希腊式廊柱，多利斯式圆柱以及宽阔的阶梯旁有两个石狮的历史博物馆，摩尔式银行大厦等其他建筑物。但是，最别致的却是位于银行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格罗杰茨基是个酷爱打猎的人，每年都要去非洲，用鹿，老虎，狮子，兀鹰等装饰自己巨大的别墅，屋顶几个角上是尾巴朝上翘起来活像精巧蜡烛一样的美人鱼。苏联时期，那里安排住进了几家人，舒尔卡的父亲，曾经是私人执业妇科医生，占了整整一层楼。我们喜欢在那儿玩，还因为他们家里养了一只小猴子。它在各个房间跑来跑去，从五斗橱跳到衣柜上，从一张椅子跳到另一个椅子上，逗我们开心。不过，它身上的味道不太好，但因为它那非常令人感动的鬼脸和罕见的奇异，其他地方都被原谅了。 在这些晚会上，我们朗诵德语、俄语和乌克兰语诗歌，自办音乐会，玩罗托，玩木雕象形，以及革命后保存下来、在知识分子家庭孩子中间十分流行的游戏“鲜花风情”，即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卡片上花的名称下面写着经典作品的片断。把花的名称说出来，并交给女同伴，传递纸条时，不能大声说出来… 那是多么快乐，无忧无虑的年代啊！ 但是，从下一年开始了黑暗时期。我对娜塔莎突然冷淡了，变得孤独而失望。而她也在偷偷地难过。米海里的母亲跟沃隆诺夫离了婚，然后要带上孩子们，回自己的佐特霍枫。这是第一个打击。我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永远失去了。因为当时觉得外国太遥远了，就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一样。我们俩最后一次去了一趟以前常去玩的第聂伯河峭壁，向着阿斯柯德墓鞠躬，希望它神秘的力量以后会使我们再见……我们非常伤心，甚至愿意一起跳进漩涡。但是，不得不认命。 学校里也开始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赫德维克小姐被捕了。有传闻讲，似乎她参加了某个破坏组织。没过几个月，数学和物理老师席林也消失了。赫德维克小姐似乎作证说他就是这个“破坏小组”的负责人。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够破坏我们国家，但依然相信听到的传闻。很快，“战斗队员”巴乌里也被捕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来了一些德语很差的新老师。部分课程开始用俄语讲授。我们大家都喜爱的校长菲比赫是最后一个被捕的。路德街上的教堂也被关闭了。我在想，好在乌伯夫妇已经回了德国。否则他们也会被认作间谍的。事情发展到了要解散德语学校，很快学校被解散了。我们之后，仅毕业了一个年级。 。 想看书来
父亲被捕（1）
大清洗的浪潮终于波及到了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全部遭到镇压，普通人也不能幸免。 一天夜里，我父亲被政治总局的人带走。 在德语学校升到六年级之后，便很少见到父亲。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船坞的设计和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他早出晚归，而我要上第二个学：早晨在我们楼里有一所乌克兰七年制学校。休息日更是杂乱无章。显然，当局为了让人忘记星期天的宗教意义，不习惯教堂，实行了五天工作制：每五天是一个休息日——五号，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二十五号以及三十号都是休息日。工厂企业实行灵活工作日制度，保证连续生产。结果，许多家庭成员的休息日各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几乎没时间交流。 很快就发现，在工厂企业里，往往不能找到某个当时需要的员工。出现了过度频繁的变动，最后“不间断生产”被迫取消。结果是，克里姆林宫的试验家们给家庭和生产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之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 这也许是党和政府最初的唯意志论决策之一，而苏联时期这种东西数不胜数，直到八十年代后起的反酒精运动，结果彻底搞乱了商业。惟一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所有决议和行动有科学根据的领导们，如何却不能预见到自己决策的后果。最有意思的是，人民永远不能知道，谁人将用又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造福于他们。 有几次，父亲带着我乘快艇在第聂伯河上旅行。他跟来自莫斯科的政府委员会一起，挑选建造船坞的合适地方。我们乘船一直逆流而上，走得很远，然后顺流而下。大地测量专家考察适合建造厂房的一个个浅滩和小港湾。这都是些美妙、风景如画的地方，长满红藤蔓的人迹罕至的沙滩，以及接近峭壁的水淹草地，小河湾和小树林。但当时国家醉心于工业化。人们奇妙的梦境中都是建设工地的脚手架，工厂冒烟的烟筒和四处可见的输电线。很少有人认真想过，类似正在设计的船坞这样的工业庞然大物出现之后，将意味着第聂伯河沿岸自然景观的消失，人类与动物自然生活的终结。 好在父亲的影响起了作用：为船坞最终挑选的地点位于河湾处，伯多对面，从前那里曾是修船车间。基辅上游和下游的第聂伯两岸未遭到破坏，直到战后，在维什戈尔附近，由于博德戈尔内等乌克兰领导人错误理解的“体面”而修建的水电站大坝，破坏了周围环境，淹没了数十万公顷的良田和牧场。 一直让父亲醉心的船坞终于开工建造了。对他而言，这段时间一点也不轻松。在审判了著名学者，蒸汽锅炉设计师拉姆辛等一批工程师的所谓“工业党案件”之后，开始逮捕革命前的技术专家。在父亲周围，消失的不仅仅有工程师，而且有许多高级技工。在又一个同事被捕之后，父亲脸色阴沉回到家里，话很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干破坏。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里有个可怕的秘密。大家都像是着了魔一样。他们干吗要破坏？他们的职位不错，工作很好。为什么要让自己丢掉这一切？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并且算在他们头上的破坏行为，并不是恶意所为的结果，而是操之过急或者水平有限，随便那个建筑项目这种事情都少不了……”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也没有逃脱这种下场。一个出色工程师，从少年时代就追随革命运动，他的儿子别佳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经常看见别佳的父亲和母亲，漂亮的黑发女人，出席我们在商人俱乐部的演出。别佳的父亲蓄着胡子，胸前戴着一个当时十分稀罕的红旗勋章，大概是内战期间某个勇敢的行动而获得的。他怎么会是个破坏分子？ “他不是破坏分子，”别佳见过马上就要被发配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父亲之后，哽咽着对我说，“他认为，自己承认从未干过的破坏活动，就是这一生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最后一次做贡献。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还有内部敌人。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并相信光明的未来。认罪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在加强革命所创造的制度，支持了人民对斯大林的信任，而后者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 许多坚定的共产党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自己相信权力机关绝对正确。绝对不可以认为，正在发生绝对的专断。必须让人们相信，政府永远不会错。如果某个人被捕了，也就是说，他有罪。任何辩白自己无罪的做法等于是企图怀疑政府的行为，也就是怀疑制度的公正。许许多多的刽子手和受害者都是这么想的。一般来说，当内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总局——抓走了某个人，他便再也不会回来，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未有过这么个人。党内最显赫的活动家的名字从人民的意识中被慢慢彻底根除掉。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德舍夫，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留布切科，内务人民委员巴里茨基，以及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等人就这样消失了。在我直接的熟人之中，新经济分子勃勃杜波罗全家，以及被宣布为“最危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扎多罗日内教授被捕。在搜查和逮捕他们时，我们合作社“快乐角落”的主席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曾经作证人，这个名字刚好合适改为“灾难角落”。 我父亲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但可以看出，迫害的浪潮烦扰着他。他对我什么也没说，但是，他大概也在等待着夜半敲门声。街上偶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深夜驶近大楼的汽车都会使他浑身哆嗦。我们全家整日生活在从未有过的恐慌不安之中。于是，最可怕的事情终于也轮到了我们头上… 母亲神经质地拉扯着我。在睡梦中，我意识到这应该是在深夜，只是不明白，她为何叫醒我。我清醒过来，看见了不祥的场面。母亲哭成了泪人。父亲在睡衣上披了一件长袍，穿着裤子，却光着脚，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间。在吊灯几个灯泡明亮的光线下，父亲平常就有的眼泡，现在似乎变得肿大，凸出来了。两个证人——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和我们楼看门人马特列娜，缩在墙角里的瓷砖炉子旁边。通往门厅的门口站着两个红军战士，还有一个站在窗户旁边，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爸爸的写字台旁边，一个身穿政治总局制服带肩章的人从容地在抽屉里翻来翻去。这是搜查！我似乎被闪电的强烈闪光刺醒过来，但依然不愿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又一次，我的胸中像从前的受到震惊一样，但更强烈地翻腾起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被捕（2）
可能，这只是搜查？找不到什么，他们会离去，放过我们？没有结果的希望。身穿政治总局制服的那个人抬起头来，目光朝着父亲的方向： “您还站着干吗？穿衣服！……”然后对妈妈说，“帮他收拾东西，可以带一点棉衣……” 这就是说，不仅是搜查，而且是逮捕，并且是长时间的：现在是晚秋，我们这一带温暖而湿润，而棉衣是过冬用的…… 搜查在继续进行。从五斗橱里拉出抽屉，翻检内衣，然后开始搜书柜。我们家有好几个书柜，得搜一阵子。显然没时间把所有东西放回原地，政治总局的人非常职业化地用手翻着每本书，然后把书扔在地上。很快就堆成了小山。红军战士帮助搜查者挪动碗橱，钢琴。他朝里头看着，用手摸来摸去，搬动琴弦，弦发出长长而可怜的声音。我的心简直都要碎了，勉强忍住没有哭出来…… 押送队转到父母亲的卧室。我们一直看着他们。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我钦佩父亲的泰然自若。他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却如此平静，似乎这些都与他无关。士兵们用手电照着床底下，察看衣橱。妈妈的三扇镜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家庭相册，里面是我们一家三代人的记忆。政治总局的人停留在那张我孩童时起非常熟悉的阿列克赛舅舅的照片——妈妈的哥哥，沙皇军队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两枚圣乔治勋章。照片的背面是用黑墨水匆匆写下的留言——“永别了，亲人，明天我就要被枪毙了”。 读完这句话，政治总局的人问妈妈：“这是什么？……” 她解释说： “我弟弟投奔了红军，后来被白匪杀害了……” 我知道，妈妈说的不是真话，但知道为什么。 政治总局的人疑心重重地把照片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照片放在相册上面，说： “为了以防万一，您还是收好它吧……” 难道真的他身上出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 妈妈默默地把照片藏进睡袍的口袋里。诀别的最后时刻到了。妈妈紧紧抱着父亲，不愿放他走。 “好了，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