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遮挡着领导人的那层幕障。他们所有人都假装严肃，坚定，不过问普通人的小事——只有为党服务，只有工作，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听着特沃祥热诚可爱地讲述他在白天和夜晚的不眠之间回家呆一两个小时，饲弄自己的小儿子，看到他提起自己度过童年的亚美尼亚家乡山村时眼睛闪闪发亮，我明白了，这些普通人的快乐他也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他极少这样敞开自己的内心。更多的时候，他的样子是在全神贯注完成党中央、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所有这些“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都是思想的奴隶，这既是自愿的选择，同时也是被迫的。为了这些思想，他们可以像花岗岩一样坚硬，残酷，甚至没有人性。那些愿意完成上峰指示的人，受到奖励。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的人，则应该被清除掉。 他们对于自己的功能也是如此不打折扣的概念。如果他们一直工作，不知道睡觉，不知道休息，仅仅抽空享受天伦之乐，那么他们是在如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在完成自己职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享用斯大林的规章和“官阶表”中所规定的那些特权和好处。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或者不听“主人”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下台，并且毫无怨言地认可自己被撤职的事实。 不过，“主人”却善于讨好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他大把地撒出奖章，勋章，英雄的金星，代表的身份等等，给那些创造了好纪录的工人和农庄庄员。后者则顺从地在最高苏维埃举手表决，满足于他们参与了按照列宁“任何一个厨娘”都能行的方式“管理国家”。他奖给杰出的武器设计师们和院士们的是占地数公顷的别墅。歌颂“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作家诗人们则允许他们出国访问。谱写和演奏领袖喜爱乐曲的作曲家和演员们赠给普通大众可望不可及的汽车。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专门为上层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疗养院等等。在享受这些设施的时候，“上层”人士在思考着，千百万囚徒，其中许多是他们不久前的同事，在沃尔库塔、克雷马、马加丹等地正在挖掘冰封的土地，开采黄金，钻石和其他宝藏，充实国库，而“各族人民领袖”从其中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自己听话的臣民。 斯大林时代，他所建立的行政命令体制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定势：即结合了狗的忠诚，盲目的热忱和…恐惧感。当“领袖”不在，恐惧感消除，热情减退之后，这个体制开始空转，并将我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我觉得，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尤其在地方上依然运转的斯大林体制，在完全缺乏热忱和没有恐惧感的情况下，成了前进的主要障碍……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鹿特丹之行（2）
一大早我们到了海牙。站台上来接我们的是粮食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利沃夫，一个头发灰白身材结实的中年人，还有远洋公司的代表，我的老朋友科斯加·耶若夫。此前我不知道他在海牙，所以非常高兴能够见面。我们想多聊一会，但人民委员决定尽快到利沃夫的办公室去，以便取得有关国内情况的信息，以及谈妥第二天去鹿特丹的事情。 晚上很晚，我才跟耶若夫相聚。我们进去的咖啡馆里人很多。没有人相信，荷兰可以依靠中立而自保。但是，暂时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利用这种局面。我相信，在那个咖啡馆里有许多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秘密谍报人员。德国人尤其活跃。他们似乎在准备某个行动…… 科斯加询问了莫斯科的情况，芬兰战争结束之后是否好了些。“最近来柏林的人讲，”我回答说，“好了些。”“这就好，”科斯加叹了一口气说，“我希望，在列宁格勒的家人也会好一些了……” 到达鹿特丹之后，我们在旅馆呆了两分钟便出发去船坞了：公司的领导已经在等着特沃祥。我们被引到一间房子里——布置得非常简练，但很雅致——打了香味蜡的木质墙裙，舒适的皮椅子和沙发，低矮的小桌等等。整个房间里充斥着昂贵雪茄和浓咖啡的味道：几张小桌上摆着香烟和雪茄的盒子，还有咖啡。 特沃祥询问了冷藏船建造的进度。对方的解释未能完全使他满意。 “我们想，”他说，“尽快拿到船。现在的局势复杂，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工程结束得越早越好。我们甚至愿意为冷藏船提前供货拿出一笔奖金。” “这个建议十分诱人，”公司总裁抽着雪茄说，“我们会考虑的。但正是由于国际形势紧张，我们的订单大幅度增加了，而且所有订单我们都必须按期完成。因此，在研究问题之前，提前交船的事情说不上来。至于您的担心，那么荷兰是中立国。我不认为，在本世纪会有人胆敢破坏中立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交战国，其中包括德国不止一次的承诺。况且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战事了，我们在想，这场无用的战争是否就要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特沃祥对战争可能尽快结束表示了怀疑，相反，战争会升级：目前这场冲突中，涉及到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和利益。 我们前往造船的工地。一艘冷藏船还在船架上，另外一艘早已经下水了。特沃祥跟工人们和领班们谈了谈，夸奖他们活干得认真仔细。真的，所有的地方都做得结实、牢靠。在基辅船坞，我有一点造船的经验，所以可以评估荷兰造船工人的技艺。 公司领导建议第二天乘坐快艇去阿姆斯特丹和扎丹姆，那里我们想看看彼得大帝的小木屋。在船厂会谈结束之后，我们简单地参观了市容，乘坐摩托艇走了很多运河。骑自行车的人数之多时我惊叹不已。似乎这是这座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一群群姑娘们在沿着运河专门开辟的小道上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特沃祥发现我脑袋转个不停，便鄙薄地哼了一声： “不要为这些傻事分心……” 然后，船厂方面安排了简短的讲话和晚宴。我们一边琢磨着明天的行程，回到了旅馆，并约好明天早晨在特沃祥的房间吃早饭。 我醒来之后，冲了澡，然后打开收音机开始刮脸。出于意外我把自己的脸刮破了：播音员说，这天夜里德军在挪威和丹麦登陆了。 “静坐战”就这样结束了。快速收拾停当之后，我跑到特沃祥那里去。人民委员已经坐在了桌旁。早饭上的不是一小块火腿，而是整只火腿和一大块奶酪，所以客人自己动手为自己切了一份。另外还有满满一篮子水果，咖啡和茶的开水壶，一罐牛奶。 “您可迟到了。”人民委员开玩笑说。 “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似乎不会有地震。” “比地震还要糟！德国人入侵了挪威和丹麦！” 人民委员的好情绪一下子消失了。他一下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是应该可以预料到的。我昨天还给他们说过，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一个劲地说什么中立。这些人真幼稚……”特沃祥总结道，其实此前他自己跟我说过，德国人将遵守中立原则。 “现在怎么办？”我问道。 “旅游当然是谈不上了。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柏林。” “为什么？” “您真是个怪人！英国人现在马上就要到荷兰来了。并且会问：‘苏联的人民委员在这里干什么？’我可不愿意在这里碰见他们。” 特沃祥不做声了，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走近窗户，掀开窗帘。街上十分平静。 “这种平静是骗人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停了一下之后果断地说，“马上雇一辆车，然后我们抄近路，不进海牙，往德国边境去。给旅馆的人留一个字条，就说我被紧急召回到莫斯科。” 我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跑下去执行人民委员的命令。雇车没有费任何力气。我们将行李扔到后备箱里，就上路了。桥梁和船闸都有荷兰士兵守卫。有些十字路口上有小型坦克。但公路上空无一人。没有发现紧张的气氛。 傍晚时分，我们赶到了一个边境车站，跟司机结账之后，我们便进入到德国境内。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肮脏的小站上呆了很久等火车。不过次日早晨我们就已经到了柏林。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跟人民委员短暂的接触会对我今后的命运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快乐角落”
1926年春天，父亲担任了基辅一家大型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这也许是战前最幸福快乐的一段日子了。 1926年春天，父亲得到了新的任命。他是个造船工程师，所以被请去参与设计在第聂伯河上建造的一座新船坞。这个船坞是在“列宁铁工厂”机器制造厂的基础上建设的，他成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我们不得不放弃“布尔什维克”工厂厂长漂亮的别墅，搬到市中心去。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巡视了一遍自己在花园草丛中的“领地”，爬上枝叶繁茂的橡树，树杈上是我跟小朋友们做了的一个窝棚，在前不久铃兰开花的地方跟地穴道了别。没有忘记跑过去看一眼别墅栅栏外面的那辆单轨小火车。这辆内战时期被废弃的小火车，给了我的小伙伴们许多欢乐，我们玩“红色装甲火车”，向包围它的“白色”军团射击，一切像是真的一样。我确信，我即将离开的这个神奇世界将不复存在。 很？快，“布尔什维克”工厂的重建开始了。在厂长别墅的地方，计划修建新的锅炉车间。树木被连根拔出，古老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当1930年秋天七年制学校毕业之后，我来到“布尔什维克”工厂当了电工，我喜欢的花园已经没有一点痕迹了。我想，难道就不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扩建工厂吗？因为花园的对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可那时谁会想到，这个美丽的果园还能有用，巨大的核桃树还能结果？一切旧的东西在劳动人民国际歌的乐曲声中，怀着热情将一切“破坏殆尽”，以便建设“我们新的世界”…… 父亲加入了住宅建设合作社。这家合作社刚刚在从前基辅的贵族区里普基建造了一幢两层四户的小楼。这个名称略有点轻率（俄语名称是“快乐角落”）的合作社，在列瓦绍夫斯基街和学院街交叉处看中了一块地方，这两条街后来分别改名为卡尔·李布内赫特街和十月二十五日街。合作社的组织者们没有料想到，新楼住户们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快乐。 我们家得到了一层的一套房子，里有三间屋子，一个带柴火灶的厨房，以及卫生间，里面有热水用的大桶。各个房间的角上都有炉子：当时集中供热还非常少见。每家在地下室都有一大块地方，用来存放劈柴和煤。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地窖。在那里，整个冬天存放着渍苹果，腌白菜和腌黄瓜。所有这些妈妈秋天都准备好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天一亮就醒来，所以我的任务是从地下室取劈柴和煤，烧炉子，在父母起床之后，把炉子和卫生间里的热水桶点着火。距离我们楼不远的大寺院修道院的僧人了准备一个冬天的劈柴。他们给父亲一种芬芳的露酒草叶，父亲用这种草叶泡伏特加。大寺院里，烤制一种巨大正方形的黑面包，上面压制着一个十字架。我们经常在修道院的面包房里买这种面包。 新地方也有自己的好处。院子不大，但玩足球是足够了。我们楼的对面，是商业工会的夏花园。那里有一个露天剧场，没有演出的时候总会放电影。革命前，这个花园里是基辅总督的官邸。为了不让走在鹅卵石路上的马车惊醒楼里的主人，这一块铺上了沥青——这在当时也许是基辅全市惟一的沥青路面了。官邸在内战时期烧毁了，但沥青路留了下来，所以小伙伴们都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快，父亲也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多次摔破膝盖和胳膊肘之后，我很快也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始熟练地玩大撒把，让男孩子羡慕，女孩子高兴。我们家的邻居是希腊人波波杜伯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家，他有一家小型金属件厂。他的女儿长着黑头发，叫塔玛拉，迷住了我。应该说，他的工厂收入不错。给塔玛拉穿的衣服时髦而昂贵，她身上总有昂贵香水的气味。她父亲有自备车马—一匹马和一辆车。他漂亮的妻子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阔沿帽和面纱，他们晚上一起坐车到克列夏季克在众人面前招摇。斜靠在座位上，吸着芬芳雪茄的资本家总是引起人们复杂的情感反应。有些人又赞叹又羡慕，另外一些人恶狠狠地看着，似乎要跟这些“没有杀光的资本家”算账。 我们家的另外一个邻居是扎多罗日内教授，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专家。他模仿上个世纪的古典作家塔拉斯·舍夫琴科蓄着小胡子，穿着绣花的衬衣，灯笼裤扎到靴筒里。他跟父亲交上了朋友，所以，每次到我们家，喝上几杯露酒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