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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其实几乎就是诸侯的地方自治，对天子代表的中央，可以有不听招呼的弹性权限；制约他们的，似乎只有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道德自觉。因此，在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分封与郡县的政策面倾斜，明眼人都是豁然的。
而郡县制度，当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与分封早就交错存在的。国家目前面临的，倒未必是创立一个完全新鲜的什么东东，而只是在新的国家版图上，究竟哪个需要从制度角度得到明确的肯定，覆盖面积更为广大的问题。
其实，所谓制度，只是利弊权衡之后的选择，选择者在意的，无非是于他而言正面负面效果的均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制度本身，实在无所谓对错正误。
李斯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在提出了赏赐子弟功臣的善后解决办法之后，强调郡县制度不但在建立新王朝改天换地之际，十分方便更新变易，而且尤其是保障天下安宁的必须手段。这一点实在击中了皇帝心中的要害，不愧日后成为总干事的睿智，几几乎是领袖身边的文胆了。
于是，该建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强烈认同，在一番侯王正是天下苦斗不休根源所在的声讨下，天下初定再行立国，便是自树刀兵，成为放弃分封为主体制度的绝对理由，于是，郡县制成为秦王朝的不二之选。这也许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境界，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袤疆域里，划分出三十六郡，以中央派遣的守、尉、监分职管理。这样的制度选择，并没有因为秦祚的短促而丧失使用价值，甚至在不久后来的七国之乱教训下，郡县制所代表的由中央任免官僚的地方行政制度，几乎得到了所有后来王朝的认同，所谓百代都行秦政事，尽管个中层级名称多有变化，但作为与血缘分封相对立的国家行政制度，穿越千年，成为民主体制登陆之前的首选。
龙年·on the road（1）
郡县确定后，又将百姓的称谓，也定义为黔首，字面意义即黑头。其实，三十六之于六，以及黔首云云，都有比附五行水德的痕迹。后者此前或许是秦地的方言词汇，散见于秦国的文书中，现在成为通行全国的典范官方话语。
或许黔首的意义不仅于描摹头部的颜色，但如此更名后，黔首们还是得到了直接的实惠，这便是大酺。大酺的意义，按照唐人张守节的正义，是天下欢乐大饮酒也。是君王特许的民间大会饮，表达的是庆祝和欢乐，意义基本等同于嘉年华，虽然不是印地安酋长们倾家举办的叫作potlatch的夸富宴，但却也是平日里没有机会的狂欢，并且是皇帝的特批亲许，没准儿人头上另外的赏赐也是有的。
史书上有记载的上一次大酺，是在荡平五国的去年，仅仅一年，就得以再次享受这种钦赐的聚会，满足口腹和交流上的欲望，谁又能说，天下大事和百姓——该说黔首才是——丝毫无关呢。
也许，物化为如此可怜的政治甘霖，会被某些人批为廉价的恩典，但于活着等于遭罪的黎民黔首来说，有恩典哪怕是可怜的恩典，总比没有要好，所以最贫穷的国家里，往往充满幸福的面孔。
与郡县制度推广全国同时进行的，是将全国范围内民间私藏的兵器，统统收缴，解送京城咸阳。这当然是统一后保持稳定的手段。此前的连年兵燹，必然造成长短大小不一的凶器散布民间，这无疑潜伏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风吹草动，它们便可以成为不轨者们对抗中央时身边随手可及的利器。与此相配套的，还有拆除各郡县的一应城堡，根除作乱的可能工事。
正巧这一年，临洮一带，有身高五丈的十二个长人出现，脚踏六尺巨鞋，穿着夷狄服装。这样的灵异事件，当时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收缴兵器便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销毁它们，制作成十二套国家礼器的钟鐻和铜人，化干戈为祥瑞，军事器械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和平符号。
和之前若干程序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具创意的行动。十二套钟鐻和铜人，重各千石，铜人当然仿照的是临洮长人的形象。这样的钟鐻和铜人，安置在宫门之前，据说大钟撞击之下，声闻百里，果然可以弘扬浩荡的皇家气派，将皇上的恩典，传播于辽远。
据说铜人的胸脯上都刻着铭文，相关记载说，是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云云。手笔正是擅长篆书的总干事李斯。
相传汉代时曾将它们搬迁到长乐或者未央宫前，民间便叫它们为翁仲。这又是一个著名的称谓。王莽的时候，梦见铜人哭泣，心中厌恶，便让有关部门将翁仲胸脯上的铭文凿灭。
这样的荼毒实在仅仅是开始。汉朝末年肆虐朝廷的董卓，曾经椎破其中的十套，用来铸造小钱。剩下的两套，也在后边的乱世，遭到销毁。也许是某种谶兆吧，始作俑者的董卓，籍贯偏巧也是当初铜人出没的临洮。他的作恶，销毁铜人钟鐻，实在是其中的小节，当时甚至还可以打着破除暴君余孽建设新经济的口号。
这一时期国家的重大举措，当然还有铜人胸脯上刻画的人尽皆知的划一度量衡制度，车同轨，书同文。作为统一的国家，这些都是方便统治的立意下，必须履行的程序。类似的程序还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币制，譬如后来能作药引子的秦半两，就是这时确定的标准铜钱。和经济相关的事件，还有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这样的移民，自然有拉动首都地区经济繁荣的取向，更有将流通领域绝大部分金融控制于皇帝辇毂之下的意义。
似乎所有需要操办的大事件，都陆续归置完成，国家的机器，在一系列的制度确定之后，运转正常。六国的余孽，也在相关措施的展开后，除了偶尔发生的不足以影响国家政局的零星刺杀事件，基本销声匿迹。作为皇帝，似乎只剩下拥有最高权力之后享受的如何充分。
于是，之后的若干年，皇帝执著于在他辽阔的版图内on the road不停歇的巡狩。在题中应有之义的感官享受之外，他尤其致力于将自己的功业，凿刻在各地的石头上。这是相当聪明的宣传手段，漂亮的文字，赞颂的文辞，都足以扩大视听，让自己的声音固化下来，不但可以让臣民随时体会到他的统治力量，更可以将这种力量，击穿时间的阻隔，流传至二世三世以及万世。
龙年·on the road（2）
当然，还有力图抵抗自然力，追求长生不死而寻觅飘渺的仙药。于是，便有了徐巿带领童男童女及一应细软浮海的出发，以及抵达东瀛的后世传说。该传说尽管有种种不经，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得力的反证足以推翻，而徐巿的行动，则不免被评价为有预谋的殖民，几几乎就是豪杰一流了。据说求仙必须用童男女，因为只有他们才天元未斫。只是这未斫的天元，究竟供应的是仙人还是徐豪杰抑或徐总督，真的是不得而知了。
此之外，似乎只有得意洋溢于皇帝的心间。自然也有偶尔的意外。在彭城，皇帝一番斋戒祷祠，准备在泗水一线，打捞传说中沉没于此的周鼎。鼎是天下的象征，得到它自然具有政治上的灿烂说服力。但之前秦的史书上，早有九鼎入秦的官方记载，看来官修的正经史书上，的确难免不实之词，而皇帝自己，当然知道那鼎没在咱那疙瘩存活，因此才有此一营救行动。但由于当时捕捞技术的不够完备，尽管动用了上千人潜水搜索，依然没有鼎的丝毫踪影。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皇帝不快。在随后的日程中，在湘山一带渡江时，又遭遇大风的突然袭击，几乎翻船。这就不能不追究在湘山之上立祠堂的湘君的责任了。博士的权威解释，所谓湘君，竟是尧爷的两个闺女，舜爷的双料老婆，为老公殉节，自杀于此。
两个娘们儿居然兴风作浪，本皇帝是连五帝都盖过的君主，如何能咽得下这口鸟气。立刻调来三千囚徒，将那有青草别称的湘山之上所有草木植被，全部砍伐薅光，山头于是呈现一片赭石一样的焦土。这也是冲天一怒为红颜的典型范本，看来女人，终究是无所逃遁的祸水。
至于给后世留下功业之外骂名的焚书与坑儒，则是远在八年之后，这时，距离这位皇帝的寿命终结，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
焚书的起因，是徐巿同乡的齐人淳于越博士，对另一博士周青臣对皇帝歌功颂德行为的批判。当时，七十余人一起在酒席上祝寿，周博士自上古不及的云云歌颂，其实和皇帝刻在石头上的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朗朗话头，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不过场面上应景的必须而已。虽然都说圣主避谀如仇，但又有哪个主子不喜欢奉承呢。因此，淳于博士此时对郡县取代分封的大嘴倒旧帐，显然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的久经考虑的心里话，居心不能不是叵测。
这样的机关，已经是丞相的李斯，自是了然于心。对这种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意在弹劾领导的不良势头，必须从根源上掐死。因此他请求：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都说收拾读书人的非读书人莫属，诚然。以弃市和灭族这样的酷刑来作为焚书的行政保证，该说这位总干事不愧司法干部的出身。而以吏为师的学习管道，除了明确配合皇上水德象征的治国宗旨之外，更为自己作为国家法度的权威解释人，埋下了伏笔。或许，自水德推演而来的事皆决于法的国家主张，大约便是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李斯得到晋升的一个理由。
当然，都说焚书并非在品种上不加选择，但所谓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实在不过是维持日常生计却没有实质发展空间的杂书，而官方主导思想之外的思想读物，则得到了毁灭性的根除。虽然在理论上，有博士官所职部门保留的若干文化存留，但秦以外与博士以外的原则性根本清除，终究让政府完全掌控并专制化了文化资源，把握了思想和舆论，将臣民的大脑，进行宛如车轨文字度量衡一样的统一清洗，缔造出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声音一个步调的完备局面。这是付出成本最低廉的国家模式，果然十分方便于政权的强力统治，皇上当然以为可。圣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丞相不愧儒家门下的高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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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on the road（3）
随后发生的坑儒事件，一般都看作是焚书的继续，而其直接的肇因，原本是负责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卢生侯生几个方士的逃亡。这些人为了满足皇帝的长生愿景，时常编造一些绚烂迷彩的理由，诸如海上有大鱼之类，用来哄骗皇帝。但时间长了，却总是带来不可抗力影响下毫无结果的坏消息，皇帝如何看不出破绽。此时正巧掉下个机会，但主犯在逃，只好收拾了其他人，很有些殃及池鱼的迁怒嫌疑。
不过，所谓妖言以乱黔首的犯禁者，也许大多就是卢生侯生一流的方士，以及若干乌鸦嘴的###者；四百六十余人也恐怕不是当时强势有力的司法部门所能缉捕到的读书人数目，而是通过了一定的甄别。但坑儒的确如公子扶苏所云，会带来天下读书人的不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是不必回避的事实。杀掉一些坏榜样，总会得到应有的回馈。它其实和焚书一样，是对不仅儒生的所有黔首的一种震慑。
好在，这样的震慑，在今天的后人看来，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始皇帝在会稽山祭祀大禹，刻下一段比较特殊的铭文，在格式化的弘扬功业下面，对称为寄豭也即配种公猪的偷情男人，以及拖与不拖油瓶的改嫁女人，表示了教化上的担心，并发布了明确严厉的整肃规定。然后，皇帝逛游到海边，并亲自射杀了一条大鱼。
一切的迹象，显示皇帝的旅途十分从容。不料，在渡过已经更名为德水的黄河之后，皇帝却突然病重，在不久的七月，驾崩于沙丘路上，享年尚不足五十岁。或许，皇帝突然死掉的原因中，也有服用那些方士提供的丹汞之类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