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火狐-代号007- 第18部分

　　后来，又因为一场大雨，将肖锐锋的气味及逃跑痕迹冲刷殆尽，就连警犬也丢失了寻找他的踪迹。

　　在肖锐锋越狱出走后，当晚一名晚间换岗值班的宪兵看到其空空如也的牢房后，赶紧拉响了警报铃。

　　肖锐锋的逃逸，把汪达的肺都快气炸了。

　　他无法向日本主子交待。

　　宪兵随即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查。

　　也许是抓捕心切，警方两次将别人误认为是肖锐锋逮捕，甚至还开枪打伤其中一人。

　　地牢，脚镣手铐，加厚玻璃，监狱守卫，森严高墙和带电铁丝网，按照常理来说，如此森严的戒备应该是连鸟儿都飞不出去，可是偏偏肖锐锋就大摇大摆地逃出去了。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肖锐锋的成功逃脱，对戒备森严的“宪兵队监狱”及其看守宪兵无疑是当头一棒。

　　人们开始质疑这所数十年来从未有犯人逃脱过的坚固堡垒是否真的坚固，开始怀疑是否因为监狱某些不为人知的管理漏洞带来了这次惊天逃匿。

　　汪达说：“他绝对不可能仅靠一个人就干成这件事，只有内线才能帮助他逃离这所监狱。”

　　不但日方对监狱内是否有“内应”表示怀疑，就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监狱囚犯也认为他只有得到帮助才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十七章。“东方魔影”行动
一。

　　情报欺骗包括隐真和示假两方面的内容。

　　示假必须根据己方战略目的和作战意图，并顺应敌方侦察设备的性能特点和情报人员的心理来进行。

　　隐真就是防止情报信息泄露，以阻碍敌方推断出己方的真正企图，防止敌人制定出相应的反措施。

　　隐真和示假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真相暴露，假象就难以欺骗敌人；如不制造种种假象，真相也难以隐藏。

　　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示假是第一位的，而隐真则处于从属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隐真指为了隐蔽战役企图的隐蔽活动，而并不包括为了提高生存能力而在战术层次进行的隐蔽活动。

　　战争实践表明，欺骗之所以能对对方情报人员产生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迎合了情报人员的某些先入之见。

　　隐真与示假欺骗相结合，使欺骗对象更容易进入他自己倾向于采取的方向。

　　日本人将要进攻南京，上海的“东方魔影”行动究竟有多少可能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情报机关在对长江沿线大规模集中兵力进行严格保密的同时还释放出大量的假情报。　

　　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情报是真的。

　　蒋介石深知中日必有一战，但两国的国力；战力悬殊。

　　如贸然开战，国家必陷危亡！

　　他认为，待国力；战力加强后再开战，才能有胜利的把握。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抗日怒潮席卷全国。

　　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四千余人，为要求对日宣战，罢课*，打伤外交部长王正廷。

　　外地来京请愿学生，到十二月达七万之众。

　　高呼对日绝交、宣战的口号，震动南京。

　　蒋介石为平息群众情绪，接见学生代表。

　　他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

　　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

　　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

　　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著想。

　　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

　　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

　　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二。

　　肖锐锋所获得的情报很重要，组织经过翻译才发现，这正是“东方魔影”行动的核心部分，敌人已箭在弦上，想要调整很难。

　　日军经过周密准备的上海的“东方魔影”行动，其进攻手段极为毒辣，“进攻前首先以军队佯动，制造谣言，以迷惑抗日军民，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混入上海，南京侦察，挑衅破坏，尔后派出数个挺身敢死队，伪装抗日军队，奔袭抗日首脑机关。”

　　日本大本营在战前下发的文件表明：日军在华东的情报任务，主要由华东方面派遣军参谋部负责的特务机关—“黄城事务所”负责，驻扎各地的日军分别设立有特务机构，在各地派有联络员即顾问。

　　日本驻华东方面军第五军　向各师团下达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指示，日军在作战时各支队要配属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特别工作队，俘虏工作队，政治宣传工作队等，或由支队自行编成的工作队。

　　而这些特务活动多是以南京，上海为重点的。

　　“栖霞庄”是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其头目是日军1671秘密部队派来的日本职业特务，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特务组织。

　　它自成体系设立了许多以商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据点和联络站，触角伸向江南各地，进行收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策反，投毒等活动，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站点。

　　活动十分猖狂。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声称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此，日本准备直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沪地区。由此引发了抗战初期规模浩大的淞沪会战。　

　　淞沪地区是中国首都南京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守长江门户，其中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

　　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　

　　由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警察和保安团的微弱兵力。

　　而日本则设有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直属兵力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但是，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必将进攻上海，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做了一系列军事防御部署，部队开进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中国政府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被迫抗战的正义性和抗战决心。　

　　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不断扩大日军级别，由上海派遣军发展为华中派遣军。

　　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

　　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

　　日本侵华的战略重心从华北发展到华中，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

　　日本国内的战时体制也迅速加强，成立了由天皇直属的大本营，战略上也将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由“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最后揭去虚伪的“不扩大”面纱，正式承认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十八章。战略企图日趋明晰
一。

　　海军方面，中国军队除海圻，海宁，逸仙，楚有，应瑞等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十余艘外，另有永绥，江贞，顺胜等炮艇，以及鱼雷艇二十余艘，合计约四十艘。

　　而日本海军初期动用联合舰队第一，三两舰队兵力，包括“加贺”号航母在内，共有巡洋舰、驱逐舰及以下战舰共五十余艘。　

　　空军方面，“七七事变”时，我国空军虽拥有各式飞机六百架。

　　但可用于作战的机数只有230架，预备机75架，合计305架。

　　空军编为九个飞行大队，六个独立飞行中队，另有由航校师生组成的暂编大队，以及一个空运队，飞行员620人，设空军总站十处，空军机场110处。

　　空军装备的各种型号飞机均靠进口，计驱逐机113架，重型轰炸机17架，轻型轰炸机52架，攻击机20架，侦察机103架。

　　而同期日本陆海军飞机数达2700架，为当时世界空军强国。

　　日本航空兵分隶于陆军和海军。

　　陆军飞机1480架，下辖三个飞行团及直属第四，第五飞行联队。

　　抗战初期，日本海军及其海陆军航空队兵力均占绝对优势。

　　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

　　日军装备优良，取正面强攻；屡遭挫败；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

　　但在我军民拚死抵抗下，日军伤亡9万多人，损失飞机二百多架，舰船二十余艘。

　　我军虽然伤亡惨重被迫自上海撤退，但此战坚定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振奋了全国同胞的爱国热情。

　　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白日梦宣告破灭，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

　　战时可适时地将虚拟的信息，如部队的行动，交战场面，作战方案等，注入敌人的情报获取系统，使敌人认虚为实或虚实不分，造成混乱。

　　需要注意的是，情报欺骗和情报攻击都有局限性，只有将两者结合使用，才能极大提高作战效能。

　　这是因为，一方面，情报欺骗可隐蔽攻击的企图和攻击力量的配置位置以及攻击的征候，时间和目标。

　　另一方面，情报攻击可有效地打击敌侦察监视设备，削弱敌侦察监视能力，使其不能获取我军活动的真实信息，只能获取我军故意泄露的虚假情报。

　　同时，有效的欺骗可以增大情报攻击的效果。

　　单纯的情报攻击容易被敌人探测和防护，若没有有效的欺骗相配合，非但不能达成攻击目的，反而会暴露自己，遭致损失。

　　在情报信息作战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情报欺骗成为对付拥有先进信息系统之敌的有效措施。

　　必须综合运用情报欺骗和攻击两种手段，充分发挥两者的优长，形成整体综合优势，削弱敌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使用能力，对敌重要的信息获取等情报获取渠道进行打击，瘫痪，干扰其情报侦察活动的正常进行，使其重要情报渠道受阻，影响其作战活动。　

　　成功的情报欺骗离不开出色的情报攻击，由于友军取得了无线电破译技术的突破，因而得以掌握日军的超级机密。

　　据此，友军可以准确地了解日军的情报设施，手段及获取方式。

　　于是友军适时对敌人的情报设施和人员进行攻击或抓捕，使日本情报部门失去可靠的情报来源，只能依赖无线电测向判断友军的动向，其准确性自然大成问题。　

　　二．

　　南京最高指挥部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计划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计划。

　　1937年7月底，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鉴于上海战事决不能免，于30日向南京提出我军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攻势，“先发制敌”，得到指挥部批准。

　　8月11日，张治中部得到命令，向上海围攻位置开进，准备发起淞沪会战，此时南京最高统部只规定张治中指挥直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以及两个多炮兵团。

　　另外在龙华；虹桥；吴淞以及南翔；浏河；浒甫等地任警戒的也只有一个师又两个旅和上海警察总队与保安总团。

　　张治中是使用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发起上海围攻战的，这可以说是淞沪战役的起始阶段的规模。　

　　当然，随着日本进攻的不扩大，全国抗日情绪的高涨，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南京统帅部对全国全盘战局构想的日益发展，最高指挥部逐步提升了淞沪战役的地位，一步步扩大其规模，战略企图也日趋明晰和扩展。

　　8月18日前后，南京统帅部获悉日本陆军二至三个师团增援上海。

　　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把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18军调进淞沪战场。

　　20日，陈诚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被批准，同日《第三战区作战计划》出台，正式提出淞战役“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中国军队这一期间在上海北郊对登陆之敌血战两旬，虽阻滞了敌人攻势，但仍未打退敌人进攻。

　　9月中旬，中国军队后撤潘泾河阵地，转入阵地防御战。

　　9月12日，第9集团军退守北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