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 第9部分

　　　　“奉旨：前经谕令张之洞折回本任，俟沙市之案办竣，再行来京。现在案虽就绪，惟湖北地方紧要，张之洞著即毋庸来京陛见。”

　　　　中枢的调整至此已经完成，再召张之洞入京已无必要。

　　　　如果不是沙市事件，如果不是翁同龢的阻挠，张之洞将于四月初，即恭亲王奕訢去世之前到达北京，很可能由此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若是如此，政局还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动？

　　　　如果张之洞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这也是慈禧太后、徐桐等人所乐意看到的，成为政治上的牵制力量。若是如此，慈禧太后还有必要驱逐翁同龢吗？

　　　　如果张之洞与翁同龢同在枢廷为官，会否大起党争？在“张之洞档案”《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所录张之洞致翁同龢信的抄件旁，有一贴条，称言：

　　　　“常熟极修边幅，与文襄行径本不甚同。然作京曹时，虽踪迹较疏，而同在清流，未尝不互相引重。迨文襄开府粤、楚，兴作繁多，规模宏大，常熟局量较隘，视文襄举动不无挥霍之疑。及汉阳铁厂开端，中国创举，事事借重客卿，縻费所不能免。常熟时埂�度支，文襄请款动遭驳诘，赖醇贤亲王一意维持，厂事得不中辍。卒以预估之数一再追加，仍不足用（已用至六百余万），始奉旨招商接办，非文襄本意。两人嫌隙由此积而愈深。此函词意虽极推崇，实望其维持到底，不得不屈意为之。筱山传述之言，盖以撙节为规，故篇末云云，即申明无可撙节之意耳。此事始末，文襄亲为余言之。要之，事皆因公，初无私怨，则可一言决也。瀛注。”

　　　　“瀛”，很可能是汪凤瀛，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他的这段注语说明，翁、张之间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排解的恩怨。同为清流的见解，也有可能使他们互为推重，力治弊端。若是如此，清朝的官场是否会有大的风气变化而不那么腐败不堪，清朝会否因此也延长生命？

　　　　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

　　　　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设。于是，治史者与读史人又有了百般的思绪、万般的感叹和那种不由自主的暗自神伤
第27节，一、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
　　　　第二章张之洞与杨锐

　　　　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亲密关系，当时就为人所熟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撰《杨锐传》，对此有着相当具体的述说，后来的史家多引用之。台湾大学历史系李宗侗教授曾发表两文，披露杨锐给张之洞密信两件，以说明张、杨关系之详情。我曾作《戊戌年徐桐荐张之洞及杨锐、刘光第之密谋》，对张、杨关系进行过考察，也暗暗自以为是。但是，当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档案”中的相关文件时，仍不免大为吃惊。

　　　　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杨锐，生前都没有直接说明两人关系之详情，时人与后人的记载，除了李宗侗两文外，皆缺乏具体的事例。然我在档案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张、杨亲笔所写的原件。触摩于斯，亦不免神思往矣，感到了两人之间的那种情感。

　　　　我见到的这批张之洞文件，多是其亲笔所写电报原稿。由于这批电报原稿虽注明月、日，甚至标明发报的时辰，但无具体年份，原整理者因对其内容不清楚，大多贴错年份，在档案中分存各处，十分散乱。很可能因为如此，这些电报过去没有被人系统利用过。我见到的杨锐文件，数量很少，其中我所关心的从甲午至戊戌时期的，只有9封电报（其中2电与他人联名）及2封密信。杨锐的密信无日期、无署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已由孔祥吉教授发表，但将其作者误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符曾）。这些电报和密信不仅说明了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更可从中窥视从甲午到戊戌期间的清朝政治内情。

　　　　一、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

　　　　梁启超在《杨锐传》中称：

　　　　“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梁是根据他与杨锐的交往，写下这段话的，虽稍有不完备之处，但大体说明了杨锐在京的任务——办理张之洞的交待事件，主要是探听政治情报。李宗侗称：

　　　　杨锐“后至北京遂担任文襄（张之洞）的坐京。坐京者，等于民国初年之各省驻京办事处，不过后者为公开挂牌之办事处，而前者为秘密的，各省督抚皆有之。坐省为府县派驻省城的人，见于雍正朱批谕旨，则坐京一名称亦必甚早。坐省、坐京皆指其人而言，并无机关，其职务以向省中报告京中政府的动态为主。文襄的坐京现可知者，除杨叔峤外，尚有黄仲彛�绍基，吴菊农敬修，皆文襄侄婿，张黄楼彬则其侄也。”

　　　　李宗侗是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孙、李焜瀛之子，对清代掌故极为熟悉。他称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之一，是看到了杨写给张的密信。

　　　　张之洞的大量亲笔电报，可以坐实以上两人的说法。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号钝叔，四川绵竹人。光绪八年（1882）优贡，十一年中顺天府举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发现这一人才，从此对杨锐一直很关心，包括其个人生活与仕途。“张之洞档案”中存有一些两人早期关系的电报。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八日（1887年4月30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发电给四川布政使崧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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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
　　　　“锡侯仁兄鉴；昨奉惠函，知履新绥吉。欣颂。粤事繁冗紧急。绵竹孝廉杨锐，乃弟门人，昨屡电催其来粤，襄理笔墨，藉资臂助。渠因老母七旬，无人侍养。其胞兄杨聪，系隆昌教官，地僻事简。可否将其调省，无论何职，俾得归家奉母，则杨锐可即时赴粤。曷胜感祷。并请嘱首县遣人述鄙意，催杨锐速来。敬贺大喜。洞启。四月初八。”

　　　　张之洞为调杨锐入其幕，转求熟人安顿杨锐之家事。“张之洞档案”中另有一纸，张在上亲笔写了两封电报：

　　　　“京。温州馆，翰林黄仲韬：立候回电。春榜有名士熟人？速电示。四川杨锐中否？洞。”

　　　　“车：请将榜中直系及熟人电示。杨叔峤住何处？洞。”

　　　　“黄仲韬”，即黄仲彛�，张之洞一般写作“韬”，翰林院侍讲黄绍箕。“车”，似为刘恩溥，张之洞的清流同党，住在京城车辇店胡同，时任工部给事中。该纸上仅署“四月十二日亥刻发”，未署年份，很可能发于光绪十二年（1886）。另有一件张的亲笔电报：a米a花a书a库a ；__

　　　　“京。伏魔寺，杨叔峤：大喜奉贺。速来。勿过七月。记名有何熟人。（新编加九马）”

　　　　原件记“六月十四日申刻发”，未记年份。原整理者将之归入光绪十三年，似为误。从内容来看，该电似发于光绪十五年，是年杨锐考中内阁中书。光绪十六年三月，杨锐参加庚寅恩科会试，忽闻其母病逝，立即出京，经河南、陕西于五月回到家乡。八月十二日，杨锐有一电给张之洞的幕中，说明情况。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函悉。葬事腊、正月能办否？事毕盼即日来鄂。两湖书院请足下当分教。明年二月即须开课，一切调考及筹定院规诸事，待商甚殷，务望早来。令兄想无大病，如能偕来尤佳。即电复。洞。养。”

　　　　此时杨锐已守制，张之洞发电邀其出任两湖书院分教习，这是地位和待遇都很高的职位。杨锐此后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七年二月、三月三次发电，说明其行程。光绪十七年，杨锐在张之洞幕中，“张之洞档案”存有他与廖平、钱保塘、王秉恩之间的电报。光绪十八年张的一则电报，说明杨锐仍在其幕中。光绪二十年冬，甲午战争最激烈期，清廷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北上督师，调张之洞署理两江。张之洞偕杨锐赴南京，杨是其战争期间的主要幕僚之一。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杨锐再到北京（详见后节），从此之后，杨以居京为主。光绪二十二年秋，杨以举人、内阁额外中书报考总理衙门章京，张闻讯后，即于八月二十一日（1896年9月27日）发电：

　　　　“京。乔：密。闻考取总署章京。欣贺。何时可传到？示慰。钝。马。”
第29节，
　　　　“乔”，是张之洞对杨锐号叔峤的简写，张后期电报皆以该字代表杨锐。“钝”，杨锐字钝叔，此是张后期发给杨电报的专用自署。张发给不同的人电报使用不同的自署。总理衙门章京一职，由京中各衙门司官考方式补充。考中后即按名次记名，遇有章京额缺空出后，按记名顺序传补，即张电文中的“传到”。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章京考试，是晚清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考试共分两次，先是各部院的初试，然后送总理衙门参加正式考试；总理衙门的汉章京正式考试日期是八月二十九日，带领引见的日期是十月初三日。此次考中者共计100名，杨锐名不在前。若按名次“传到”，根据以往的惯例，杨锐还须等上数年。张之洞于八月二十一日即正式考试之前发报，很可能是听到杨在内阁初试中式（即获送考资格）的消息而误解，其关切之心由此可见。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1897年3月17日），国子监祭酒、南书房行走张百熙上奏保举杨锐，获旨军机处记名。不知此中是否有张之洞的暗中操作。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1897年8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阅致肖岩信，有拟捐同知之说，万万不可。足下誉望甚矣，纶阁清华，译署机要。若会典馆保候补侍读，总署数年例保，可至郎中，京官外官头头是道。万勿左计。钝。效。”

　　　　“肖岩”是杨锐之四弟杨悦的号，光绪二十二年以湖北试用府经历由张之洞札委为湖北缫丝局监工。他长期在湖北当差。“同知”是知府的佐贰官，“纶阁”指内阁，“译署”指总理衙门。杨锐因长期任内阁候补中书，闲散无事，有意加捐地方官衔，另谋发展。且杨于光绪二十二年充会典馆协修官，二十三年充纂修官，直至二十四年初，即张发此电的半年之后，方以“会典馆书成过半，奏保以侍读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总署章京一职须传到两年后才可以例保，杨尚未传到，保至“郎中”官职，将不知何年。然张之洞为打消其出京发展的念头，却描绘了“京官外官头头是道”的美好前景。至于杨锐的生活费，“张之洞档案”中有一封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

　　　　“京。乔：帅赐三百金，由百川电汇，系作春季用。悦。”

　　　　“帅”指张之洞，“悦”可能就是杨悦。这一封电报经过张之洞，其中的“系”字，是张的亲笔。虽从内容来看，还分不清该电具体年份，但用“乔”字，当在光绪二十一年年底之后。从后节所引杨锐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给张之洞的密电来看，此电似发于光绪二十一年。每月银100两的“供养”，也使在京城百物腾贵中生活的杨锐，绝无衣食之忧。

　　　　从张之洞亲笔电报来看，他交给杨锐办理的事务是多种多样的。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1895年5月5日），张之洞发电：

　　　　“京。伏魔寺，杨叔峤：蒸电悉。王爵堂在法甚得力，外部一切向王倾吐，立派兵轮赴台；并为我画策，告以虽批准，法可作不算等语。是法绝无厌王意，惟虑龚忌挠沮，来电早已料及，乃龚使果于日内亦赴法。顷王电，龚多疑忌，不令参赞庆常帮王办事，致令外部生疑，停议两日。现已电奏，请总署电法及龚。足下来电所言，必是龚造言毁阻，希冀王去法，则助华之说散。无非别有成见，恐和局翻动而已。试思法果厌王，肯与商密谋乎？请转致少宰，勿堕龚计，力为主持，万勿令王离法，至祷。法兵若出，虽换约亦能更改，俄亦如此说也。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