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蹀仍D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21节，
光绪二十年恭亲王奕訢重入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后，孙毓汶及其同党徐用仪先后退出；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军机处由奕訢、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六人组成，总理衙门由奕訢、奕劻、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兵部尚书荣禄、翁同龢、李鸿藻、吏部侍郎吴廷芬八人组成，此后，李鸿章也入值总理衙门。奕訢是这两个最高机构的首领。此后不久，情况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去世，八月，吴廷芬罢值，恭亲王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钱应溥也经常因病请假；军机处经常只剩下世铎、翁同龢、刚毅。世铎为好好先生，与世无争，刚毅虽常与翁对立，然终不是翁的对手。总理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让步。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以军机处缺人，经慈禧太后批准，召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然廖寿恒秉性肫诚，持躬端谨，无大作为。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亲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将无人可遏制翁的权势。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如此思考的出发点是自身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二米二花二书二库二 ；http：//www。7mihua。com
正是在此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徐桐的建议让慈禧太后足足考虑了三天，至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张之洞很可能入京辅政。而徐桐的这一奏折，是由张之洞的亲信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与其友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商议起草的。
杨锐、刘光第的密谋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枏“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黄尚毅的这一说法，背景并不准确，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时间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台而后来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是后来的事情。但黄的说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义。
由此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藉故占领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刘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内情，称言：
“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兄不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其意痛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八字）吾乡绵竹杨叔峤内阁亦作有奏折，现尚与兄商订，意欲请徐荫轩相国奏上，不知何如。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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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然则为之奈何耶？惟有发长叹已耳，积肝气已耳，吞泪珠切齿握爪而已耳，如兄之不肖无似，有何补哉，有何补哉，有何补哉！
兄近于古文颇有进境。今秋八月湖督张公六秩寿辰，同乡京官因张公于川东赈捐甚得其力，故尔公同作寿屏一架，请杨叔峤舍人撰文（须骈文），而公门下士之官京外者，另为寿屏，请兄撰文（系散文）。张公于其他概不肯收，惟于川人士及其门人所送者皆收（川人之作湖北官者则多不收）。叔峤赴鄂祝寿归，言香翁颇欣赏兄所作序文。此文大意，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用以延我圣清之休命，且能使吾周孔之教流出海外，覃及敷天，尤为不朽盛事云云。且又以卫武公能文章、听规戒为况。盖闻其颇有自是之心，故藉此以规也。”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六年（1880）为生员，八年为举人，九年中进士，连捷而至，以主事发礼部学习。张之洞为四川学政（1874…1876）时，刘虽未入学，但也可以此为渊源；他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面见张之洞，“痛谈时事”。刘中进士时，正考官恰是礼部尚书徐桐，为门生关系。杨锐与刘光第为同乡，两人多有交往。从上引刘光第的信中，可以看出几点：一、张之洞六十寿辰，刘光第代表四川京官等撰寿屏，其文表达“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之洞之心，杨锐为此特告之。二、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刘光第对军机处、总理衙门之处置，颇有不满，心情也十分忧虑。三、杨锐此时拟有奏折，前来与刘商订，两人一拍即合。刘在信中也概略披露了该折的内容，即“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也就是说，要让新人来主持朝政，尽管刘光第也听到了反对意见，即“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杨锐、刘光第出于维护清朝的长远利益，以微员的身份，直接干预朝政。
徐桐的用意杨锐、刘光第所运动的徐桐，其出发点当然与杨、刘大不相同。徐桐（1820…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白旗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入翰林院，同治帝师傅。此时以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在当时属思想守旧一派，在政治上与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等趋新趋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思想上又能认可清流党。此时的中枢，以徐桐的眼光来看，已是大成问题：他所认可的李鸿藻已去世，他可依赖的奕訢将不久于人世，世铎力弱且少见识，刚毅、廖寿恒难与翁同龢相敌。也就是说，奕訢若一旦去世，权力将落在翁的手中，由此需要一位新人以抵消翁的力量。徐桐此时不满翁同龢外，更嫉恨当时的权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张荫桓虽未入军机，但频频入见，对光绪帝的影响力极大。在多人出奏参劾张荫桓未果后，徐桐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亲上“请将张荫桓严谴折”，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然此折上后，张未能撼动，光绪帝依旧优宠有加。在徐桐看来，奕訢过世后而翁、张联手，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张之洞的，其目的在于平衡政治。而这一用意，慈禧太后自然是知情的。
由杨锐起草、与刘光第商订的徐桐荐张之洞奏折，已在档案中捡出，其文曰：
“为时局日亟，请召洞悉洋情疆臣来京面询机宜，以襄危局恭折具仰祈圣鉴事。
“臣窃见数月以来，俄、德两国日益恣横，强踞北洋海口，要挟情形，层见叠出。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此次德人占踞胶澳各情，实中外通商以来所未有之变，只以势处万难，不得不隐忍完事。然谓德人并不侵占土地，则非也，且俄人并无端可藉而亦索我旅大矣。将来俄人西伯利亚铁路造成，祸有不堪设想者。
第23节，
“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臣思待外国之道，但可令有均沾之利益，不可使有独占之利权。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然事机至危，变幻莫测，尤当虚怀博访，庶几共济时艰。
“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闻昔年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去年四月，德人遣人游历湖北，皆意存寻衅，张之洞悉察其来意，从容遣之。皇上轸念目前艰危，可否电召该督迅速来京，面询机宜。现在交涉情形顷刻万变，多一洞悉洋情之人，庶于折冲御侮之方，不无小补。”
这篇奏折说得很圆滑，并无直接点出让张之洞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但“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一语，也隐隐道出对当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不满，也暗含了其中“求贤共治”的意思。
此时以总理衙门大臣留在北京的李鸿章，当然有其消息来源，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即徐桐奏折上奏后十一天，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称：
“徐荫轩以时事日棘，疏荐张香涛熟悉洋务，请备顾问。两宫密商，迭有电旨，催令北上。恭邸病笃，恐不能久，香涛必兼枢、译，空谈无补，况彼素不满意于汝耶。樵野恃宠而骄，闻香来，岌岌不自保矣。”
李鸿章指出调张进京，是“两宫密商”的结果，并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张将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以替代此时病重的恭亲王奕訢。
张之洞的反应杨锐与刘光第的密谋，当时并没有告诉张之洞；杨锐等人也知道，若先告之，张必阻之。由此，张之洞奉到闰三月初三日朝廷召其入京的电旨后，一头雾水，最初将“面询”之“事件”，竟当作此时正在兴起的学堂教育之事，下令正在日本考察的姚锡光等人立即回国。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他发电给杨锐：
“急。京。乔：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速示。仆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尽言，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瞻觐后即乞罢矣。钝。歌。”
“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政府”，指军机处。电文中的“衰病不堪”，当然不是真话；但张之洞却因此感到危机，并准备觐见后以病乞休，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时在北京的其侄张彬：
“急。京。楼：奉旨陛见，闻慈圣意及上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众人有何议论？速电闻。经手要事太多，拟二十日后行。初到京时，西苑门外附近有何处可住？速看定。事毕后，住化石桥宅。我衰病日甚，此行于时局必无益。拟事毕后即告病。权、检、彬同览，并告仲韬、叔乔。壶。歌。”
在这份电报中，张之洞也让张彬打探京城上层的消息，虽表示二十日以后方动身，并预定在京时的住处，但其不愿来京的倾向，又是十分明显的。“权”，张权，张之洞之子。“检”，张检，吏部主事，张之洞之侄。他还让张彬将该电传给张权、张检、黄绍箕、杨锐同看。第二天，闰三月初六日（4月26日），张之洞再次发电杨锐和其侄张彬：
“急。京。楼、乔：闻徐相奏请召仆入京，接待德王，怪极，原奏究何措施，务速确询详示。复电务加急字，不然须四、五日方到。壶。（乔。钝）”
直到此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徐桐奏折的内容及清廷调其入京的用意，而听到了由其负责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的传闻。杨锐与张彬的回电，在“张之洞档案”中皆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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