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在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曾说过，莫斯科那些人利令智昏，无非是搞了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涨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告诉他，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这样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莫斯科期间，他审定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而且，就在毛泽东宣称“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之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1958年5月8日、17日、20日、23日，毛泽东四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所以，“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这些都是迷信，而“一切迷信都要打破”。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还提起一件事，昨天有位同志说“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他认为，这位同志说得不对，这个“跟”字用得不好。①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独立思考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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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另眼相看大跃进（2）
破除迷信，不要服从洋人，这些话使莫斯科听起来很刺耳。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苏联经验不再被奉为神圣。有份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章称，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把苏联的老方法运用到工业方面去”。结果，忽视苏联经验，不信任苏联专家的事件屡屡发生。国家二机部的一份报告透露，中国工作人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结果同苏联专家“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②
1958年夏季，不少企业甚至把技术部门撤销了，并且取消了必要的操作细则和生产定额标准。这种做法，不仅使苏联专家无用武之地，而且破坏了企业的生产程序，结果许多产品不合格，造成极大的浪费。当时苏联援建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例，该公司将技术检查科的人员全部裁减，各车间在没有工艺规程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生产，产品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检验。随之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苏联专家关于遵守工艺规程的建议被置之不理，有些车间甚至把工艺规程废除了，一些工作人员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和意见。结果不仅使一级钢轨的产量由原来的93％下降到42％至45％，而且使某些高炉拱顶的寿命由原来能炼四百至五百炉，减少到只能炼五十炉。1959年同1958年相比，轧管车间的废品增加了两倍，一号初轧机的废品差不多增长了两倍半，二号初轧机的废品增加了两倍多。
不仅如此，一些建设部门经常违反苏联专家提出的设计要求，随意取代设计中规定的定型材料，毫无道理地违反苏联专家在设计时定下来的标准。由于忽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违反苏方提供的技术规程，经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如新安江水电站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这种给企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的做法竟然被冠以“革新”的帽子，引起苏联专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劝告企业领导人，不要毫无根据地违反已经确定下来的并且经过苏联的实践检验过的生产工艺程序，也不能违反有关产品质量的技术要求，更不能打破企业合理的管理结构。专家们不仅提出口头劝告，还向企业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写信。苏联专家彼斯托夫斯基1958年至1959年曾在中国参加过动力设备的安装工作，他在195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中国人严重违反苏联技术标准要求的现象。他说：“中国同志决定靠降低安全系数来简化动力装备，不遵守某些电力技术规章，在设备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安装关键设备，不按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使用设备，任意使设备超负荷工作，破坏锅炉的动力状态。同时，还为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辩解说，这是反对技术上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些违反规章制度的做法，使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处于困难的境地。”①
不仅如此，一些中国人自以为是的举止触动了“老大哥”的神经，使苏联人颇为不满。中国驻苏大使馆在1959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披露说，最近一些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中国有办法，没有什么可以向他们学了。不适当地强调中国的成就，甚至夸大中国的建设速度。有些人对苏联人态度傲慢，使苏联人难堪。于是，大使馆建议，今后如果对苏联有什么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上或群众中间公开表露出来。对在华的苏联专家应多做一些工作，要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他们。①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坚持让苏联专家听从中国的“大跃进”。他不可能因为苏联人有意见，就使“大跃进”偃旗息鼓。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我们一道，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该好好说服他们。总而言之，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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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1）
2。 对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赫鲁晓夫颇多微词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一份报告，汇报了1958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还改成了一个极为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且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上就超过英国了。”
就是在这种极度膨胀的气氛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甚至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即从1957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一百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又提出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二千七百万吨或三千万吨。出身于农村的毛泽东，对农业的熟悉远远胜于工业。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使他接触的都是农民，对工业知之不多。他承认自己不懂工业，但他相信，工业并非“高不可攀”。
结果呢？赫鲁晓夫认为，“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工业也受到了破坏。中国人开始缺少原料，他们工厂的设备遭到了严重毁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开始宣传机器的定额生产能力是一种‘资产阶级概念’。例如，他们吹牛说，他们用从苏联购买来机器可以生产出比苏联工厂印的说明书上所介绍的数量更多的产品。结果，机器的寿命大为缩短。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马屁精’或‘颠覆分子’并且被分配去干体力活。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经济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赫鲁晓夫对中国当时风行一时的小高炉、小转炉这种土法炼铁的做法也颇多微词，称之为“后院式炼钢工业”。他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后筑起了小型高炉。“我们不由得怀疑用这种方式炼出来的生铁其质量和成本如何。这些土高炉的技术极端原始，中国人正倒退到人们已有几百年不用的老方法上去。这就像是一种流行病。集体，甚至个人家庭都要垒起自己的鼓风炉。”有位刚从中国回去的苏联人告诉赫鲁晓夫：孙中山的夫人也搞了一个这样的炉子。赫鲁晓夫听后惊讶不已：“我不知道她是否从她的炉子里炼出过什么生铁。”①
赫鲁晓夫还提到，1959年初，周恩来去莫斯科，曾对他说：中国的炼钢工业情况非常糟，希望苏联能够派些专家到中国去帮助整顿一下。周恩来还解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合格的苏联专家，人数比目前在中国的苏联顾问要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告诉我们哪些事我们做错了，应该如何做才对。
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后决定，由扎夏季科去一趟中国。扎夏季科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几个星期之后，他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
“扎夏季科同志，那边的情况如何？”赫鲁晓夫急切地问道，“你给我们的中国兄弟都提了一些什么意见？”
扎夏季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只能告诉您一件事：对中国人捅出的娄子，他们责怪不了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我视察了他们的一个炼钢厂。他们把一切都毁了。他们的平炉、鼓风炉、轧钢机——这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提出要见见这个厂的厂长，出来的却是一个兽医。“我问周恩来：‘周同志，我们在苏联培养的、从我们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他们都在农村劳动，‘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像这位兽医这样的人，他们连冶金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却在那里管理炼钢厂。我看得出来，周自己也认为整个事儿办得有点愚蠢，但是他作不了主——‘大跃进’不是他提出来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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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2）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于是乎，1958年夏季，人民公社在中国一哄而起。8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办公共食堂。他还将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推荐到《红旗》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
对此，赫鲁晓夫不以为然。他批评说：“毛解散了中国的集体农庄，创造了公社来取而代之。他把农民连同他们的一切个人所有全都公社化了。这简直是荒唐。生产资料集体化是一码事，而把个人所有公有化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而且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公社转成了军事组织。结果，一直搞得很有生气的中国农业突然一下子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村爆发了饥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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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苏联人留面子（1）
3。 毛泽东主张，在过渡问题上还应该给苏联人留点面子
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搞“穷过渡”，这是中苏犯过的通病。早在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宣布，苏联进入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3月2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极具诱惑力的社论。该社论声称：“十八大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胜利道路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共产主义！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不能实现的理想，对于我们，十八大的同代人，共产主义就是最近的明天。”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苏联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即1946年，斯大林又满怀信心地宣称：“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22年后，中国人竟然也讨论起“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
1958年前后，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越唱越高。莫斯科打算从1959年起，在12年内到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