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试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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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1）
（1）全国农业学大寨之始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毛主席当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这个说法，他说：“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毛主席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大寨适时涌现出来，为毛主席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不但自己留足口粮和储备，每户每年还平均向国家缴售2000多斤粮食，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获得了战胜困难和粮食增产双丰收。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展现在毛主席面前。 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加强内地建设。中央决定，在农业战线上树大寨这面红旗，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专程去大寨考察调研。廖鲁言亲自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他们与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了8次联席会议，看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走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能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对这次调查很满意，并在大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大寨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告诫大寨人：“大寨可是给树起来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廖鲁言回去后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阅示。
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并第一次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这个报告中有相当篇幅讲了大寨，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报告叙述了大寨的条件、工作和成绩：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这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 ”
农业学大寨（2）
周总理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会上，周总理还脱稿讲了许多话，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有关情况。
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发扬大寨精神”，同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2）各行各业学大寨
海军在学大寨上带了头。海军政治部在《学大寨工作简报》上写道：“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不久，北京军区的各军把野外拉练和学大寨结合起来。三十八军在昔阳搞了一次军事演习，除了炮弹、机枪射击之外，还发射了两组多管火箭，许多昔阳人还坐着三十八军首长的直升飞机在天空中飞了几圈。
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或召开专题报告会，或开现场会，办学习班，或组织大家到大寨参观……运用多种形式学习大寨经验。中央有的部级单位还提出要把本单位建成大寨式的单位。学大寨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内的舆论工具予以积极配合宣传，许多记者为此常驻大寨。人们打开广播，歌颂大寨的歌曲随时可以听到；《大寨红花遍地开》成了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各地报刊杂志学大寨的口号随处可见：
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
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
学习大寨人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
（3）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农业兴，百业兴；农家旺，国家旺”。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上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的旗手就是爷爷自己。要想保持这面红旗鲜红，就得解决“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大寨学全国的先进单位，大寨学人民解放军。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创造更大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继续进行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开始防旱防涝，向改造大自然的深度进军。
这时，“文革”开始了。大寨本身就是一面红旗，没有什么值得炮打的“司令部”，也无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因此大寨比较平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共同语言和行为”——早请示、晚汇报及忠字舞等没有在大寨流行过。他们也不是“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因为安排紧凑的劳动搭不起时间，读报和学习只能在劳动之余进行。在这个时期，大寨与全国相比，有三个特点：全国运动，大寨生产；学生上街，农民下地；参观火热，生产繁忙。可以说，“文革”10年，是大寨人实实在在地大干的10年。
（4）记者的到来
有位记者来大寨，看到大寨的革命运动太平静了，就建议让社员下地劳动时扛上红旗和语录牌，说这样的场面拍下来发表，才能显示出大寨浓厚的政治气氛。爷爷听了说：“我们山区地块零碎，一个人一天要换好几块地，干好几种活，下地要拿几种工具。你说，社员下地是扛工具还是扛红旗、扛语录牌？再说，除了农田基本建设，一般的农活我们都是分散干的。如果几个人下地扛上一面红旗，游行不像游行，劳动不像劳动，这是干什么？”
这位记者没有回答。爷爷继续说：“政治空气是不是浓厚，不在形式，而在实际。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弄虚作假，影响了生产，那么，这种政治空气再浓，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大寨人一心搞生产，分秒必争，不管什么事，占用一点劳动时间都不情愿。他们利用整时间劳动，零时间办公。安排农活，是端着饭碗时议定的；学习读报，是在地边休息时进行的。他们的劳动很紧张，占用他们劳动时间的采访者难免会碰钉子。
一位技术员和一位省报社的摄影记者一起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技术员刚调查完大寨的情况，就告诉记者说：“你要摄影，最好不要占用他们的白天时间。因为大寨干部有‘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从地里叫走社员去谈话；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记者紧皱着眉头说：“晚上怎能看到播种？”“陈永贵最怕别人白天占用他的时间，侵犯了他，可不给你留情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农业学大寨（3）
摄影记者只好把时间安排到早饭后。按照习惯，社员们天刚明就上地了。为了配合记者拍摄，爷爷叫他们等着。眼看着火红的太阳已经远离山峁，记者还在琢磨着社员们的姿势。爷爷说：“七八十号人哩，停一个钟头就少种好几亩地。”排练了半天，记者仍不满意，又让人们排成一行队列重新走，老农贾承运嘟囔：“这是做甚哩，上地还排着队走？”“好，开始走！”记者发出口令。人们慌忙扛起农具走起来，突然又被叫停，只见记者摆弄了半天机子。
爷爷抬头看看太阳已经爬出山顶三竿高，心里开始火烧火燎起来，可他尽量忍住了。他是被拍摄的主要对象，左肩扛耙，右肩扛犁，出了一身汗。人们正在走着，记者又喊了一声：“停！”原来是太阳光线变强了，又得调整光圈。爷爷忍不住了，把肩上扛的耙扔到地上说：“同志，我们正在春耕大忙，这么耽误时间，我们可吃不消。”摄影记者抱歉地说：“这是工作需要，是为了拍摄得更好！”
爷爷按捺着火气，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生产，如果这样耽误下去，恐怕生产也搞不好了，你就不来大寨了，我们也该歇心了，咱们两省事！”他心疼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可这也是工作需要，只得忍耐，也劝社员们再忍耐些，并且提议开始一边劳动，一边配合，干活摄影两不误。
摄影记者被他们一分钟都不愿耽误的劲头感染了，集中精力抓拍他们的劳动镜头，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位记者感慨地说：“拍得自然、真实，这是因为大寨人干得实在呀！”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在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
“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形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