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新开启尘封的档案寻找他的印记时，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思念和感激。当乡亲们享用他带来的福分时，总要告诉后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老陈，上坟烧纸时也要先给老陈烧一封。”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无尽的思念
1988年农历七月十五，大寨人为爷爷立碑。碑文摘录新华社播发的有关大寨的社论，题目为“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尽管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人们的怀念之情依然如故。这次揭幕仪式没有通知人们参加，可是人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自发地来到了这里。其中，几百位是各界有影响的人士。
1996年3月26日上午，郭凤莲在陈永贵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哭）我跟大家一样怀着沉痛的心情。我既是老班子的一员，又是新班子的一员。前面几位老同志讲了话，带动了我的感情。1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老陈还睁着眼睛。回想起当年大战时多少情景闪现出来。我想，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每个有良心的人们心中。只要有良心，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懂得他奋斗的一生，都会想起当年，老陈站在虎头山上，眼望昔阳县，眼望全中国。他是有远见的一个人，他的业绩会永存在人们心中。大寨在最困难的日子，有一个教授对我说：‘任何事情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一切都会澄清的。’邓颖超大姐对我说：‘不要掉泪，要挺起腰杆。大寨是干出来的。周总理三次到过大寨，肯定了大寨成绩。年轻人，要经得住考验。’康克清大姐说：‘陈永贵是个好同志。’老陈去世这么多年来，我带着人们艰苦奋斗，如今，大寨每开一道工程都要给老陈祭奠。
“以后我们要研究大寨精神是如何铸成的，研究大寨思想和陈永贵学术思想，如科学种田，从合作化到海绵田，从大寨农田建设到昔阳农田基本建设，都有一套理论经验。我认为这是历史，应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在大寨有许多材料等着我们去整理。寒春（美国人韩丁的妹妹）晚上9点打电话说马上赶来参加，说这么多年来，家里惟一挂了一个人的一张相片，就是老陈。
“如此小的一个村庄为什么出了名，就因为出了一个人——他就是陈永贵。”
一、父爱如山（1）
人生的故事，往往起自琐碎而零星的童年记忆，从这些故事里，父亲的身影自远而近、日渐清晰，他是个爱家的男人。没有神话，没有传奇；有的只是一份认真与倔强，以及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与一份真挚的情感。
烧饼换回花泥球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十分贫穷。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玩具是人们的奢求。可父亲宠着我，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我天天开心。
有一天，父亲在卖烧饼的路上遇到一个孩子，正拿着花泥球玩具玩耍。见他走过来，那个饥饿的孩子想吃烧饼，却不吭气，直盯着烧饼看。父亲见不得可怜人。看见这样子，他掏出自己兜里当饭吃的烧饼，对那孩子说：“这样吧，你给我个花泥球，我给你个烧饼吃。”
那孩子高兴地说：“行，我有3个，你都拿去吧。”
他说：“那怎么行？我也给你3个烧饼吧。”
回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起了这件事：“我一天没吃饭，省下3个烧饼，救了一个娃子，还给儿子换回来3个花泥球。”母亲感慨地说：“穷人多，好人也多啊！”
父亲为了让我高兴，宁愿饿了一整天。幼时的我并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兴高采烈地玩着泥球玩具。父母亲围在我身边，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这个温馨关爱的情景成为我记忆中永不磨灭的一刻。
趴在父亲背上去探亲
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决定带我出趟远门，去山庄头看望姥姥。山庄头没通汽车，要走30里山路才能到。我一路上兴奋地跑着，跳着。走了几里路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见我走不动了，父亲诡秘地一笑：“我这里有大杏子你吃不吃？”他不知什么时候放了这些好吃的在衣兜里。我见了一下子有了力气，跑到他身边，拿过杏边吃边走。走到寺家庄路口时，在前面走着的父亲悄悄地在路旁石头上又放了5个杏子，指给我看，我会意地跑过去捡起来，吃着杏，又坚持走了很远。实在走不动了，我又耍赖坐了下来：“爹，姥姥家怎么这么远啊？”本来想锻炼一下我，可见这样，他却心软了，心疼地背起我一路走去。
我边吃杏边咂着嘴巴，不知什么时候伏在父亲温暖宽阔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父亲怕我感冒，想了个办法，指着路边的一只狗说：“小孩，醒醒，看这儿有只狼。”一边说一边摇了摇我。我迷迷糊糊地说：“有狼哩，狗我也不怕！”见我还没醒，他脱下外衣搭在我身上继续走。
父亲就这样背着我一步一步地走着，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山庄头。父亲看我醒了，就把我从他背上放下来。他没有说自己有多累，第一句话就是问：“小孩，俺孩累不累？”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一个很破旧的小院里。这院子没有院墙，没有街门，房子是小沙石垒成的，房顶上有的地方用茅草遮着，有的地方用石板盖着用来挡雨。我叫了一声姥姥，姥姥闻声扭着小脚从里屋出来，看见是我们远道而来，喜欢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忙把我们迎进屋。
父亲刚坐下一会儿，就起身帮姥姥家整修房子，一边干活还一边聊天。姥姥看见他能说会道又会干活，脸上乐开了花。
住了两天后，我开始想家了，吵着要回去。父亲依了我，准备回家，走时往姥姥手里塞了一把钱。姥姥依依不舍地送出我们好远。
躲过了一次父亲的批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很威严的，在家里他说了算，母亲和我都得听他的。由于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对我十分疼爱和娇宠。有一次，母亲生病了，还在不停地做鞋子，缝帮纳底，白天做，晚上也不停。我心疼地说：“妈，你不要做鞋了，等病好了再做吧！”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深深地看我一眼，叹口气，继续低下头做着，而且做得更快了……一双新鞋子终于做好了，母亲很高兴，把我叫过来：“小孩，穿上试试吧！”我试了一下，正合适！母亲摸前摸后；把手指塞在鞋子里面试着大小，叫我左转右转，好像看不够似的。看我穿得舒服的样子，她高兴地说：“俺孩喜欢，就穿着吧！”父亲在一边直夸她手艺好，说：“谁能做下这么好的鞋子？”听见父亲夸自己，母亲微笑着，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中。
一、父爱如山（2）
第二天，下地劳动时我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鞋。父亲看见了问：“你穿着新鞋去地里劳动呀？你穿新鞋去，不怕别人说你？”少年的我并不理解父亲要求我们艰苦朴素的良苦用心。我正体会着快乐，却被父亲一番说道，就发了小孩子脾气，把新鞋扔出屋子，鸡和猫吓得到处乱跑。
父亲看见我这个样子，说：“怎么，我说你一句，你就……”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我就赶紧走出院子到场上干活去了。因为我了解他，他说话一套一套的，谁要被他抓了理，他就会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听的人无法还嘴，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与其留下挨一顿批评，还不如出去干活，他多少会消消气。
晚上开青年会，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主持会议。会还没开始，父亲就进来了。我赶紧招呼他坐下。父亲问：“你们开什么内容的会？”
我说：“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找到毛病。”
父亲“嗯”了一声说：“散会后，给我汇报一下。”
会后，我慢慢地走到他房里，只见他抽着烟，身边放着个水杯，在等我，似乎坐了好久的样子。我心想他一定还惦记着白天的那个纠葛，估计还要教育我一顿，心里有点发虚，为了躲过这一关，不引起他的注意，我只冲着妈叫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父亲见我没跟他打招呼，主动应声道：“噢，明珠，你回来了？”
父亲见我这样子，知道今天教育不成了：“你睡吧，明天早点叫上吉义，担上粪，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你也早点睡吧，爹！”
父亲有时也会夸奖我。有一年秋天，我在大寨参加劳动。父亲说：“这里有3担水果，你和丙恒、计周3个人到洪水村去卖了吧！这是任务，务必完成啊！”
“为啥去那里？”我不解地问。
“那里唱戏，人多好卖。我还有事，先走啦。”话音没落，他已走出好远。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暗自佩服他。
“爹，卖多少钱一斤？”我赶紧喊。
“你们看着办吧。”父亲给我们充分的自主权。
看戏的人确实很多，我们3个看见人多，又是第一次到外村卖东西，怎么都喊不出来。磨蹭了半天，想着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回去肯定挨父亲批评，就斗胆喊了出来：“卖水果了！5分钱一斤！”3人一唱一和，叫卖声越来越高。50斤水果终于全部卖完了。父亲知道后鼓励我们：“很好，今晚社员会表扬你们，你们是咱村的接班人啊！”
“要好好学习，听先生的话。”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 1959年，我考取了县城最好的昔阳中学。我拿着通知书喊着：“爹，我考中了，你看，通知书来啦！”知道大寨村就我一个人考取，父亲脸上幸福地泛着红光。他从小没有条件上学，看到我考上了好学校，怎能不激动呢！他高兴地说：“俺孩给爹长脸了！今天爹给你包饺子吃。” 妈也乐得直擦眼泪，做了一锅我最爱吃的“头脑汤”。父母亲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
由于离大寨较远，我住在县里的学校，父亲整理好行李，送我到学校，报了到，安排好后，对我说：“你在这里念书吧。我回去了。到县里开会时我会来看你的。”又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不打架；不贪玩，听先生的话，星期六回来，我们给你做好饭吃，听话啊！” 说完拍拍我的肩膀，父亲很忙，经常顾不上我，但就这么轻轻一拍，总能带给我无穷的力量。
那时家里穷，没吃过包子。我在昔阳中学的食堂看见卖白面肉包子，想起了十几里之外的父母亲，就买了几个攒在书包里，一个没舍得吃，周末回村带给父母亲。看着他们吃得香甜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默默地对自己说：“父母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以后挣了钱一定带他们到县城里，好好地享福。”
望子成龙
1962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向邢燕子、董加耕等青年学习，鼓励农村中学毕业生尽量回乡务农当接班人。
我中学毕业后，父亲响应国家号召，要我回村参加劳动，希望我在农业上成才。母亲希望我能升学，将来当个国家干部。为这事他俩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父亲说：“学习认字，有了基础就行了，关键在于会用。我42岁才扫盲，现在对报纸也能看个###成，都去升了学，农活让谁来搞？我看把他培养成新型农民，等我们老一辈下世了，也有人接班了。”我听他说得有理，就依了他。母亲见我高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当然更乐意我陪在她身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父爱如山（3）
7月，我回到了农村，和父亲一起参加劳动，他对我说：“我从小受尽了苦，你可不知道啥叫苦，你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吃的、穿的、花的，一切都是富富裕裕的。你是在福窝里长大的，得好好劳动，锻炼吃苦。”我听了点点头。随后连续十几天打场、切草、拌肥、切谷穗，我累得腰酸腿疼，晚上躺在炕上，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一样。可我想我是谁的儿子？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却没几天就病倒了。
晚上，梁便良从地里回来，端着碗来看我，坐在炕沿教我：“三日肩膀两日腿，打熬过了难受劲儿就习惯了。别人劳动惯了，你刚参加劳动，不能猛干，要把力气匀开使唤。慢慢习惯后，就不觉得什么了。有时到县城开会歇上几天胳膊腿，可再劳动时却觉得更难打熬，还不如不歇。”
经过这一番开导，我打算再试一试，病刚见好，就又上地了。当时，大寨人锄地是必须要脱鞋的，一是不会把锄过的地踩实，二是脚后跟踏过去后留下小坑，可以积聚雨水，保持水分。
我一直上学从来没有光过脚，上地的时候我就穿着鞋走进去。不巧，恰好被父亲发现了。他一般不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直到回家后才教育我说：“你倒是愿意劳动，可就是不像劳动人民的样子。”母亲听了不高兴地说：“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