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中午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只想着周总理：总理熟悉大寨，熟悉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对大寨人总是那么亲切。总理的声音时时在耳边萦绕 ：“永贵同志，来中央工作有困难吗？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嘛！”他认为在总理面前不应该提困难，总理对自己够关心的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总理对他总是耐心地加以爱护。他回忆起总理爬小石坡时那个吃力的动作，不由哽咽起来：“当总理第三次到大寨时，已经重病在身了，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知道总理带着病爬俺虎头山，他硬是不坐车，俺大寨人就轮流抬着他上山去……总理还跟我们一起吃窝窝头……”一幕幕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不住地流下泪来。
工作人员见状赶紧进来安慰他，他说：“周总理是个好人哪，你有多憋屈的事，找他一谈，立刻痛快多了。”他越来越动感情，“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陈永贵的今天。”他忍不住又哭开了。
当天中午，工作人员来叫吃饭，他怎能吃得下。下午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议，晚上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工作人员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他才勉强吃了几口，可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整夜和衣蜷缩在沙发上躺着，刚半醒半睡地眯了一会儿，又醒过来，接着又抽烟。这样过了三四天，工作人员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医生来看。三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什么病，经分析是悲伤过度引起的。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打着“殡仪改革”的旗号，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各地搞追悼活动。爷爷却认为人们悼念周总理没有错，悄悄地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此期间，他忍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告别、吊唁等活动，强打精神坚持批转文件，处理日常事务，出席政治局会议。
有一天，他到中央开会，不一会儿就走了。路上碰巧遇到宋莎荫，宋莎荫问他：“老陈，会还没开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他没好气地说：“我不参加那个镇压群众的会。”在大寨人的提议下，昔阳县设了周总理的灵堂，供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吊唁，大寨人为周总理送了花圈表示哀悼。
此时，“四人帮”又借批判“唯生产力论”来搞乱中央。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被弄得无所适从。只要他们一抓生产，就有一顶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而无法正常工作。爷爷却不怕这些，他是靠生产建设起家的，决不能丢掉生产建设。
有一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的讲话是“唯生产力论”，很多老干部劝他去看看，他冷笑一声，说：“叫他们送上来吧，没空儿！”他不以为然，该怎么抓农业还是怎么抓，“四人帮”也拿他没办法。老干部们说：“如果不是陈永贵主管农业，农业的生产局面就更加难以维持。”
多事之秋
1976年7月27日晚上，政治局开完会，爷爷回到交道口小院，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他吃了点东西刚睡下没多久，就感觉到地面似乎在微微震动，于是立即打开大衣柜蹲在里面。一会儿，司机也感觉不对劲，马上喊醒警卫员去敲爷爷的门：“地震了！地震了！”敲了半天，爷爷出来了，说：“我知道地震了，就钻到大衣柜里面了。”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5）
见他没事，警卫员松了一口气。为应付新的情况，他和工作人员都拿个小板凳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宿。
第二天凌晨，大家得知，唐山发生了级大地震。国务院立即派出了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并指挥救灾。不消说，爷爷立即投入了抢险救灾的领导工作，他身为副团长，拿出当年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战胜灾害的勇气为大家鼓劲，沉着冷静地指挥救灾。他亲临现场，住进帐篷，走遍了唐山全市，视察了郊区迁安、玉田等地，和唐山人民一起度过了困难时刻。
这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卧病在床，“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想去大寨活动，把助听器插到毛主席耳朵里，大声说：“我要去大寨。”汪东兴副主席私下对爷爷说：“你陪她去，你回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不久，中央就安排爷爷回大寨接待江青。当时住在大寨的奶奶听说毛主席夫人来了，提出想合个影照张相，没想到被爷爷一口拒绝了：“照什么相！”
9月5日，毛主席病情恶化，中央办公厅急电召集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返京。爷爷正在大寨，赶紧坐直升机到太原转乘中央派来的专机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爷爷没有回家，直接到了主席住处，与其他政治局委员轮流守护。9月9日，毛主席不幸逝世。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一个又一个噩耗撞击着人们的心，让数亿国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邓小平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时候，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解放老干部，让他们早日出来工作，爷爷对此尤为关心。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一大批老干部不出来，局势就不会稳定。早出来，早稳定；晚出来，晚稳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应该让邓小平复出。耿飙副总理也举双手赞成。他们的想法也正好和那些老帅们的想法一致。
爷爷与邓小平的历史渊源，最早要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时，爷爷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129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74年，江青把天津小靳庄大队树为典型，并在那里组织农民唱歌跳舞，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搞所谓的文艺革命，号召人们去参观学习。邓小平批评这是“学小不学大”，是用小靳庄冲击大寨。1975年9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工人体育场主席台对面的大组画里挂着大庆、大寨和小靳庄的画。邓小平看了彩排后，当即下令把小靳庄的画拆掉，说：“毛主席提倡的是农业学大寨。”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邓小平曾两次到大寨考察，对大寨经验非常重视。1975年在全农会上，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大寨的成绩。爷爷对邓小平一直有着感激之情。那年夏天，陶鲁笳携夫人到交道口的四合院去看望爷爷，爷爷告诉他们：“周总理患重病时，我到医院探视过，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据我的观察，毛主席和周总理百年之后，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各省市都在抓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山西省委书记被当做走资派戴高帽挂牌游街时受了伤。对此，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叫嚣说：“这是群众运动嘛！”爷爷一听发火了，气呼呼地说：“人都要被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眼看要闹翻，纪登奎赶紧把他拉出了会议室。爷爷好打抱不平，敢伸张正义。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期间，他自觉地站到小平同志这一边。
邓小平评价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永贵领班居上游”
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到大寨视察，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大寨的肯定。
1977年9月11日，叶剑英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和叶副主席的女儿叶楚梅、叶向真，女婿邹家华等人来到大寨。在路上，叶副主席感慨地说：“不同啊！一进山西就不同了！这里的玉米长得很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6）
到了大寨，天空一片晴朗，艳阳高照。爷爷陪同叶帅一行参观大寨村的社员家，年逾八旬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在前面。叶帅先到了爷爷的家，在88号平房里的圆桌旁坐着唠家常。不一会儿，汪东兴副主席走到里间看了看爷爷的卧室，说：“很小啊！”随后，叶帅听取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汇报，在一份汇报上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
当晚，大寨举行文艺晚会为叶帅一行接风。大寨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用叶帅诗词谱写的歌曲和一些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爷爷向叶帅介绍：“这些乐器，有的是买的，大多数是自己造的。”叶帅随即吟道：“自装乐器自吹弹。”
第二天一早，叶帅登上虎头山，饱览丰收美景，兴趣盎然，指着山上的苹果说：“这苹果已经成熟了，我可不可以给大家摘摘苹果呀？我要跟大寨人一样参加劳动。”走到支农池，叶帅说：“香港岛吃水靠天，天下雨，滴水不漏。”他鼓励大寨人继续搞好水利建设。走到大虎牧场所在的山头，由于山坡有些陡，郭凤莲伸手搀扶叶帅，他却推开了，说：“总理最欣赏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精神，我也要用大寨精神参观大寨。”叶帅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走上了陡坡。
叶帅在参观大寨期间，写了一首诗，题为《游学大寨杂咏》：
一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量能超去岁粮。
二
叠叠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三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齐心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四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爱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齐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五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六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业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批妖妇表心丹。
七
火车飞越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丰收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八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叶剑英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离别时，叶帅再次表达了对大寨的感情，爷爷希望他们下次再来，叶帅热泪盈眶地说：“一定会再来的！”
派出昔阳县干部
毛主席、周总理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把推广大寨、昔阳经验作为农业的首要工作来抓。周总理曾提出：“昔阳不仅要产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凡是好一点的支部书记都可以调出来。人才要不断出现，不断培养。”
昔阳县外调干部一事受到中央的重视。有一次，爷爷应李先念副总理的邀请到他的住所看电影。当时李先念正在和几位中央首长谈论昔阳派干部的事情，见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永贵啊，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纪登奎副总理接着说：“陈永贵，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爷爷笑了：“我不能垮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总理语气温和地说：“你讲点风格嘛！”
随后，中央要求昔阳输出大量干部，至少100位。从昔阳输出的干部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到寿阳县主持工作后，第二年该县粮食丰收，卖粮达5000多万公斤，得到了中央的肯定。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农会上说：“寿阳这地方我去过，和过去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呀。”
昔阳的李锁寿被调出担任平定县委书记，取得了显著成绩，社会影响很大。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和孙谦来到平定，针对李锁寿的事迹写出了《新来的县委书记》一书，后来改编成电影剧本《泪痕》，搬上了银幕。
从昔阳输出的干部重视大寨的经验，但也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1977年10月，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提出要昔阳派干部去临县，解决这个县“老大难”的吃饭问题。昔阳县委遵嘱将刘乃柱和任增录调往临县，分别担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刘、任二人提出在临县学大寨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得到了爷爷的赞同。
爷爷说：“学大寨，暂时学哪些，哪些暂时不能学，要研究。大寨没有自留地，这一条就不能急于学。集体分配的粮食满足不了社员需要，又要把人家的自留地搞掉，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对各地学大寨的要求一贯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他说：“学大寨十多年了，我们要摸索一下，看哪些经验不适应当地的情况，不能照搬昔阳的经验。临县情况不同，自由市场留个尾巴不犯法！不是不学大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