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高层的矛盾却不比大寨，不是他的开山之力能够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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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爷爷一见总理，就询问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瘦了许多。
周总理招呼他坐下，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他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周总理对他说：“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总理在报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这项提议被通过。于是，爷爷成了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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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无鱼可钓”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爷爷进北京了，他没有带家属，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休息时才能说会儿话。虽然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但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把守，里面设有岗哨，谁几点几分进了大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警卫都清清楚楚。由于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难得一见。
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当地官员担心在自己辖区内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保护起来。有一天，他提出要到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但由于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去成。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生气地说：“我是个种地的，谁还能杀了我？”
爷爷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立足于基层，立足于实践，立足于调查研究，在下边做些实际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还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指导全国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主席也不满意“四人帮”的一些活动，在会上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江青跑到爷爷住处，质问他：“你倒是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儿？”爷爷笑笑说：“我就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江青走后，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难道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不回去嘛！”
从那以后，除了“四人帮”外，政治局委员全部搬出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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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道口的生活
1975年8月，爷爷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此处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还是副总理级待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爷爷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爷爷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后，把年轻时与他一起吃糠饼的一位昔阳弟兄叫来，为他做些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应当再配一名服务员，可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警卫班住在前院，后院的接待室和卧室供他用，其他房间由秘书、炊事员和司机住。
独门独院，人们来找他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望他；昔阳、大寨的一些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老乡走了，他又感到闷得慌。居住在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有时他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他从农民中来，十分理解农民的难处，经常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他不愿意在北京生活，出门不自由。有一次，他想一个人到街上转转，就穿了件黑布衫，戴了顶旧草帽出了门。走到安定门大街上，看到有一家专门为老头剃头的理发店，他就把帽檐往下一拉，不露声色地走了进去。剃头匠为他刮胡子时认出了他，问：“这不是陈副总理吗？”他赶紧说，你认错人了。可一大群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都围过来看他，警卫维持了半天秩序才护送他离开。
还有一次，他与纪登奎、吴桂贤等人吃过饭后想顺路到北京百货大楼看看。不料，刚下车就被人们围住了，多亏跑得快，才算脱了身，商场也没逛成。
为了给大寨幼儿园买玩具，他坚持亲自去商场挑选，警卫张银昌劝他别去，自己保证能买好。他笑着问：“你知道大寨的娃娃们喜欢什么玩具？我知道你银昌手里没银子，我是想少花钱多给孩子们买些玩具。”没想到，到了街上，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叹口气说：“唉，成了活商标啦，不能出门啦，媳妇去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出门不自由，他就想方设法在院子里找点活干。他亲手栽了四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两棵葡萄树和两棵风景树。第二年，树上就挂了果，他把摘下来的果实分给警卫班的战士吃，也给来家的客人吃。看看四合院挺大，空着怪可惜的，他就开出了一块小菜园，种上了苦瓜、豆角和西红柿，种出来后经常送给警卫班的食堂。每天一有空，他就到了地里，松松土，拔拔草，干些农活。
从他的办公室到餐厅有一条专设的走廊，他不用，给门上了锁。即便是雨雪和刮风天气，他也要走院子通过。一到夏天，他餐厅也不进了，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圆桌，坐在小板凳上吃饭，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之类的，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了。
他一生离不开土地，离不开阳光，更离不开大寨。在那些日子里，到了春天下种季节，他晚上就爱做梦，经常从梦中醒来，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梦见回村里下种了，阳坡地种什么，背阴地种什么，可给他们安排了个好！”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来”
爷爷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视察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调查研究了各地的情况；通过讲话、作报告等方式向各地介绍了大寨、昔阳的生产管理经验，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并立足实践，为中央提供了一些基层情况。
根据他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方法，除了在全国跑面和中央工作外，他有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昔阳。一说回家乡，他精神特别好，却不让警卫跟着，说：“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还能给全国的农民都派上警卫？在大寨，只要群众拥护，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派多少警卫都不顶用。”
除了不带警卫外，人们还发现一个规律：在北京他坐车坐在后面，回昔阳的路上，却要坐在前面，以便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庄稼长得怎样了，地里有没有草；大坝修得怎样了，水库里有没有水。
他回到大寨，不先进家门，一下车就往地里走。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脚底生风，一路上眼睛不时地前后左右扫视着。他在地里干活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醒来，又跑到地里去了，秘书和司机为了找他，七沟八梁找了个遍，却见他浑身雪花，正在地里干得起劲呢。
劳动之余，郭凤莲指着一个陡滑的山坡对他说：“老陈，你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了，还能上得动咱村的土坡吗？”“咋上不动？”话音没落，爷爷“噌噌”地爬上去了。凤莲又逗他：“那你再下去试试。”他好强地说：“能上就能下。”不料，一脚没站稳，滑了下去。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他和大寨人一起干到中午。社员们送饭上山，他和大家一起端着大沙锅吃饭，比起在国宴上吃饭，他更喜欢在地头上端着大碗吃家乡的糊糊饭。大寨人看到他和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到地里参加劳动，在地头吃饭、说笑，都说他当副总理之后和之前一个样。
劳动完回到村里，孩子们见了他，就一窝蜂似的围上来叫着“陈爷爷，陈爷爷”，向他要好吃的。他就逗他们：“我带的有糖，打个滚儿就给。”大孩子不打，小娃娃就果真就地一歪，引得老小笑声一片。
爷爷深深地爱恋着大寨，一旦接到命令要走了，总是怅然若失：“唉！出嫁的姑娘，还得去婆家。”在虎头山上，他跟大家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人们听了说：“你是中央的人，死后要埋在八宝山，哪还再回来？”他却说：“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1）
1975年到1980年，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为此周总理也曾向他提出过建议，可他仍保留农村户口，不拿国家工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当时，农民挣的是工分，其工分值取决于集体经济收入的多少，也就是说，农民靠的是集体经济，生老病死的费用由集体和个人承担，只有被国家招为正式职工后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农转非”即成为非农户口后，就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发工资、给住房、供应口粮和报销医药费等各种待遇，人们称之为有了“铁饭碗”。多少农民都梦寐以求“跳农门”，但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仍然保持农民的身份，以便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有人要帮助转户口，他说：“转那做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省里的一位领导曾背着他将他和妻儿的户口迁往北京，手续都办完了。他得知后拍着桌子吼道：“是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只好退了回去。
他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那他吃什么呢？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大队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村的工分，每天总共元钱。到了月底没有粮食了，老家的人就拿上大队分给他的粮食到昔阳县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托人捎到北京去。
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地、省开会，又到外省区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显然是不够花的，因此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但他仍然是国务院的穷人。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开支大，收入少，决定每天补助他元钱。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
勤政中南海
爷爷的办公桌有两米长，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工业、农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