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2日回来的。周总理回来后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国，6月15日启程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一些学生背着工作组，把40多名学校领导干部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当作所谓“黑帮”、“反动学生”、“牛鬼蛇神”，拉到搭的台子上批斗，给他们戴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还搞了罚跪、揪头发、扭打等。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志得到消息立即赶去，才将混乱状态制止。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我到了工作组办公室，同叶林同志见了面，听他介绍各方面情况。正说着，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取经的同志来汇报，说北大出事了，如何如何乱。我本来打算当天不回家，听到这些，我决定马上回去，回家后把情况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果然，第二天少奇同志就接到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少奇同志对此非常重视。6月20日，经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传阅，少奇同志以中央名义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批转全国。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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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2）
围绕工作组的争论王光美：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这时周总理在出访欧洲几个国家后也回来了。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黄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7月26日中央正式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文件，并决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王光美：这次大会组织了上万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指名要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到会，却不让工作组的同志来。李雪峰同志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先讲话，少奇、恩来同志也讲了话。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他还讲到要保护少数，并且举了毛主席说过的清华大学那个学生的例子。自从毛主席对工作组问题表态以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特别活跃，利用各种机会到学生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有些话是讲得很出格、很不正常的。我把这些情况跟少奇同志讲了。少奇听后说：“他们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作法，主席迟早会批评他们的”。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周恩来总理约我谈话，是要我上他家谈的。总理要我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总理说：“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意思是不要牵连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我说：“检查可以，但现在上纲太高了。”总理听了一楞：这跟“上钢”有什么关系？他以为我是说上海钢铁厂呢！谈完话，总理留我在他家吃了饭。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作好了去清华大学检查的准备。可后来总理又通知我：不要离开中南海。这段时间，总理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问题先后找我谈过几次。有一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汇报，我也参加了。正开着会，有人给总理送来一个急件，是关于西北地区造反派要将一些老干部当叛徒揪出来的情况。总理把这份急件给我传阅了。
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黄峥：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当天没有拿出来，大家都不知道。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外交部的原定安排，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这时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过五六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惟一的副主席。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黑帮”、“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的鼓动下，红卫兵纷纷杀向社会，揪斗领导干部和知识界的名人，随意打人、抄家，毁坏文物古迹。正象林彪说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1966年秋，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小小在中南海福禄居。
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平平和源源在吃饭时，又说起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少奇一听，当时就说：“你们不要去。”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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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岁月（1）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