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余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感谢
香港大学
孔庆荧及梁巧玲慈善基金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新竹国立清华大学
中华民国总统府
中华民国国防部
中华民国国防部海军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乌坵守备大队
国史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民党党史馆
国军历史文物馆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
金门县政府
连江县政府（马祖）
连江县政府（黄岐）
香港中国文化协会
浙江省文化厅
厦门金门同乡会
中华民国救助总会
台北亚都丽致大饭店
台中文华道会馆
天下杂志
中央通讯社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U。S。 Navy veterans of the LST…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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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道法师 王 冰 王小棣 王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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