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