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一九四三年一只鸡；一九四五年一个蛋；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