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