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却从此知道母亲有着一颗年轻的心，即便现在她对有些明星的八卦事件还是如数家珍，我有些敬佩，因为母亲只靠电视和报纸的讯息就掌握了那么多的八卦。母亲属于压抑自己内心感受，对外却表现的异常乐观和豁达得那型，她总是在电话里问我：儿子，开心吗？开心最重要，累了就休息，想吃啥就吃啥。我知道母亲那颗年轻的心里，很亮堂的让她对生活充满爱意，但也有很多说不清楚，甚至我无法理解的情愫。
173 在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弟弟就躺在贤文伯伯家伙楼里的长凳上听喜平和爱平姐姐唱歌，我记得我最早听到的当年的流行歌曲是《涛声依旧》。喜平和爱平姐姐是公认唱歌很甜美的孩子，我和弟弟幸运的作为她们的听众渐渐熟悉了流行是什么，追星又是什么。她们姐妹俩会从很多人那里借磁带回来，然后就好生哄我和弟弟带她们去我家，因为在父亲和母亲的床头上摆着一台精贵的播放机。磁带放进去，打开播放机之后，她们就跟演出般开始静静地仔细的听着每一个音符，对着歌词默唱。等磁带放过了再翻转接着播放另一面的歌曲。
174 我始终没有浓厚的兴趣去跟着她们学唱歌，因为她们听的歌曲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动听，也没有任何气势可言。我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开封有个包青天》，一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爱不释手》。我们男孩子都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歌曲，吼出来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和正义感，至于那首《爱不释手》，当初并不知道歌词里写的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确切的含义，也一并被我们当做枭雄的象征，牢记于心。我至今还记得这两首歌的调调。唱来还是那么的快意。后来渐渐学会的歌曲就多了，比如还有《新鸳鸯蝴蝶梦》，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对于古装戏情有独钟了，自己小时候最早看到的电视节目都是古装戏。
胶片卷里的世界
175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笑话我当年没有看过《圣斗士》和《七龙珠》之类的动画片。事实上，在最早邹家坊可以收到的有线电视台里确实没有播放动画片的。父亲从乡里的合作社买回家里第一台黑白电视的时候，我只在收到的湖南有线电视里看到过雪花斑驳的画面里播放过恐龙特急克塞号。等到后来子成家的天线可以收到更多台时，我也只记得我们一帮孩子坐在地上聚精会神的收看过《变形金刚》和《聪明的一休》。
176 《聪明的一休》在我们的童年世界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会在遇到任何悬而不决或者难题时就开始学一休闭上眼睛打坐，两根食指点上口水，在脑门上画圈，然后突然自言自语的叫一声“叮——”，睁开眼睛，但是难题还是难题，一休的方法根本就不管用。倒是一休说过的“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对我们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真的在一休说完这句之后，很多憋着尿看一休的孩子立马跑出去茅房解决内急问题。
177 《聪明的一休》的影响力远不及《包青天》，因为除了扮演一休外，没有人愿意扮演新佑卫门，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小叶子。但是《包青天》里所有人物都被我们所模仿，尤其开封府里的正义人士都被模仿个遍，就连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有人痴迷。为了形象的扮演包公，我们也确实在某个人的额头画上一个新月，在橡皮泥课堂上，很多的孩子都在捏辣椒，茄子和昆虫，我们却在捏一弯新月，然后黏在额头，大呼：“展——护卫，本府命你——”。展昭的高超武艺和打败众多妖魔的战绩使他成为我们的崇拜英雄，很多人为了模仿展护卫的垂两根细绳的帽子，在购买新衣服时强烈要求大人购买带帽子的衣服，然后拉紧两根细绳把帽子箍在脑袋上扮展昭了。也有摘下玉米棒子上的花须用口水黏在下巴上做长胡子，然后轻轻地捋一捋来扮演公孙策的。
178 虎里冲的桔子林被砍伐掉之后，各家开始在分到的土地里种植庄稼，住在我家斜坡下的香梓家在他家的地上又开了荒山，种起了杉树和果树。第二年春天，杉树和果树都长势喜人，但有一天树林里出事了，香梓的父亲“轮子伯伯”发现荒山的很多杉树苗和果树苗被偷走了。气急败坏的“轮子伯伯”找到村里的书记报了案情。后来没过几天，邻村有人告发说是他们村的某某偷了树苗就摆在他家院子了。轮子伯伯二话不说就踩着自行车去邻村找树苗。树苗找回了，轮子伯伯那个扬眉吐气啊，就站在斜坡上跟看热闹的邻居说，晚上我请大家看电影，那个小偷答应放场电影谢罪。我们当时觉得平时甚少言语矮小的轮子伯伯刹那间伟大了，倒不是因为他扬眉吐气的方式，而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难得的电影。后来才知道，那场电影是村里的书记跟邻村的书记沟通之后，由邻村村支部赠送的，当初出钱的确实是那位偷树苗的年轻人。
179 遇上全村放电影都会在邹家坊小学的校园里放映，因为走家坊小学相对在村里的中间，校园也足够大盛下全村老少。那时候乡里会组织放映队，到各村询问，如果村里愿意出起不贵的放映费，我们就可以看到电影了。电影的幕布在小学的滑滑梯上方用竹竿挂起，孩子们很早就会去学校里，搬出凳子占好位置。等到电影开始放映，就可以看到有些老人们拎着篮子进来卖瓜子，用报纸卷成锥状包成粽子模样，一包瓜子一毛钱。我们都不会在意瓜子，我后来在一则笑话里讲到说：电影里放映战争片，有小孩在荧幕下四处找子弹壳。事实上当小学里播放战争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这样傻傻的听了大人的谎言，在荧幕下的草地上苦苦寻找。等到失望的没有找到时，原本占到的好位置早被人坐下了，只好坐在滑滑梯上，从荧幕背后看电影。
180 那时候放电影的都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放映机和成卷的胶片到小学里，早早的在操场上调试设备。子成的父亲在放公共电影的夜晚并没有权利在小学里看电影，因为他需要呆在小水电站里望着仪表盘上的电压，保证电压稳定在220伏，不能太低带不动放映机，更不可太高烧坏了放映机。放电影的师傅会在傍晚放映前取出电影胶片装在放映机上，有时候装夹出现问题时会剪出一些胶片扔在地上，那些胶片卷是我们争夺的稀缺资源，抢到那些零碎胶片的孩子就对着天空，望里面出现的人物和场景，很幸运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后来见到了比胶片卷更为神奇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童年的守望里憧憬着的美好都出现在现在的身边。 。。
广播里的典范
181 普回外公当村里书记的时候，买回一套广播设备，把总站架在邹家坊小学的二楼里，各家都筹出一些钱在自家的厅堂里安装上一个绿色塑料壳的广播。母亲为了节省开支，没有出那份钱，家里没有安装。我有些羡慕那些有绿色塑料壳广播的人家，我总是偷偷跑到人家的厅堂里，拉下那个长线，就听到广播里杂噪的声音。农忙季节，广播站可以接驳到镇上的农技站，农技站的技术人员就在广播里发通知，告诉大人们该准备育秧了，或者该去水稻田里杀虫了。
普回外公是个正气的顽固派，虽然得到大家的尊重，但始终因为工作作风太不灵活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同。那些年老的书记大致都是如此，受过严格的党政教育，经受过特殊时期的磨砺，他们的意志更强，正义感更高。只不过时代的变迁太快，他们在诉求改变之风的农村领导末班车上，总有些被埋没和排挤的悲伤。
182 广播站没有花鼓戏播放，更没有流行歌曲广播。往往都是当做发通知的工具。我们那时很期望广播站里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也总是站在二楼的门口透过上锁的门缝看那台红色木柜里的广播设备。事实上，自从广播设备架在邹家坊小学的二楼，这间原本属于老师住宿的地方就被村里征做村委会办公地点了。往往下课之余，可以看到村里的党员同志都在楼上的小屋里开会。农村的党员会议往往较真，那些平日劳作的党员同志在集体会议上却表现的充分自由和*，会充分的讨论和辩护，往往不达成共识不会罢休。
那些年，这样的会议在村里很有意义，党员们回到各生产队会传达会议精神，传达农耕讯息和村里关于集体事务的决定。
183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子成家里制作水枪。那种水枪并不是现在市场上五花八门制作精巧的水枪，那只是农村孩子流传下来的简陋玩具。取一段苦竹，保留一个竹节，在中心钻个小孔，再找根细木棍，裹上布条，塞进苦竹筒就可以去水渠里抽满水。其实就跟年秀奶奶打针用的注射针筒一样，抽满水的苦竹水枪，重重的推挤那根细木棍，里面的水就压成细水柱打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每人都有一支这样的水枪，往往藏在书包里，在放学的路上，约好上新屋的孩子们在水渠边列队。统一取出水枪，统一抽满水，然后郑重其事的宣布一些规则：不可以把水射向书包，因为里面有书本和作业本；不可以射人眼睛；不可以射人耳朵。我很好奇这大概就是最原始时代的战争模式吧，大家开战之前都遵守规则和礼仪。
184 苦竹水枪还没制作好，就听见广播里有人说话，接驳的是乡里的教育办。一个外乡口音的人开始念名单，初始我们还笑话那个外乡人蹩口的发音，后来突然听到“刘敬敬”的类似发音，我们都有些惊讶，这毕竟是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起我们邹家坊的孩子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份考上中专示范的名单，刘敬敬初中毕业考上去了吉首的一个农业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受人瞩目的，毕竟从山村里考出去的孩子并不多。一时之间议论此事的大人们都大赞刘敬敬争气，见到刘敬敬的父母也有些嫉妒的说些奇怪的话。
我那时也确实充满崇拜的羡慕那位刘敬敬哥哥。我知道他家单独住在梯田上，比谁家都偏远，平时没准半年都没人去他家拜访。很早就耳闻说他和他的妹妹是极其懂事和爱学习的孩子，即便去放牛也都是带上小马扎坐在到稻田边看书。我也确实见到那位考取功名的刘敬敬哥哥回家时掩不住的满脸笑容和自豪。
185 事实上，刘敬敬不算的上村里最早的大学生，我的三叔才是，而且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只不过那时实在村里可以考取功名的孩子太少，好多年才出一位，每一位都让乡亲们视为骄傲。我们这帮整日无所事事，玩水枪，抓蜻蜓的孩子们虽然心存羡慕，却没有人要求奋发图强。只是大人们却总拿刘敬敬哥哥来说事，见着我们不学好就大声骂我们没出息，瞧瞧人家刘敬敬哥哥。
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要总是和人比较，人比人，害死人。但是我也不否认，自小就是靠这样的比较才让自己渐渐明白什么是正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是非。那些走出大山的年轻人虽然有些可恨的总是成为教育我们的典范，但我却在心里明白，我将来也要走这样的路，而且比他们都要强悍才解恨。
186 母亲成为村里的妇女主任之后，总要督促那些育龄妇女按时进行检查。我记得定期会有医疗小队来邹家坊小学，带上B超仪器，摆在二楼的房间里，然后母亲通知村里需要检查的妇女都过来。那些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所以管理计生的队伍超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让人害怕。母亲说起自己第一次去县医院开展工作时，见到那些需要打掉肚子孩子的年轻母亲们都无助和痛苦的坐在走廊里，人数太多找顾不过来，连个送水问候的人都没有。
我的一位远房阿姨嫁给汉英爷爷家的长子，因为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有先天病症，一直准备再生。我印象中，每年他们都会出远门，躲避计生队伍的抽查，因为在外生活，不懂得接生，生下来的孩子都夭折了，好几年都如此，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山里踏踏实实的生活。
187 母亲每每讲到这些往事，总是叹气，母亲叹息的是那些年那些年轻的妇女们承受的痛苦和心理悲伤，作为妇女工作者，母亲的慈爱和同情之心总是大过自己要承受的压力。我听母亲说过，当初有封建思想顽固的人家非得生上一个男孩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计生队伍去执行罚款时，受到那家人的围攻。山村里世世代代最重视的家族子嗣观念受到挑战，固守生活的人群适应不了接受不到这种改变，于是变得颇有攻击性。
我常常想，母亲出去工作时会不会害怕，因为她或许也要面临那些固执家庭的反抗甚至辱骂出门，但是母亲却始终处理的很好。她总是将心比心的关照那些妇女，给那些新婚的女儿们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