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仍是这种态度，希望能够挽救他，政府的政策就是要作个仁至义尽嘛，你说对不对？当然，内因起决定作用，他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高傲自大，不听招呼，甚至抗拒改造，那他就只会自取灭亡了！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申学慈抗拒改造？”
“不会吧，我不很了解他的具体情形，据信和同志汇报，申学慈表面上还是老实的──现在教育要大发展，信和同志提出在镇上办所农业中学，我同意了，到时，你可以去当个老师，我跟信和同志招呼一声，这事该没问题，不过，明天我要上县去开会，你不能性急，这事待我回来后再作决定好了。”
这时，办公室干部找龚淑瑶去接电话，龚淑瑶起身走后很久没有回来，彭石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便在廓檐下转悠，快到中午时，办公室干部来给龚淑瑶拉关房门，说龚镇长办紧要事去了，意思是让彭石贤别等。彭石贤只得怏怏地回家去。龚淑瑶这谈话是什么意思？她不是套近乎，也不是打官腔，她说到龙连贵，似乎龙连贵的挨打与她全无关系，谈到申学慈，好像申学慈被定为右派，她还十分怜惜。以至为此受了牵累。她指责老实可怜的申学慈高傲自大，不听招呼。这不过是在指桑骂槐地向彭石贤提出警告来罢了。
“妈，明天我还是去打柴吧。”彭石贤吃午饭的时候，再次提起，“我不怕苦，能吃得消。”
“镇长安排你的事不好办么？”黄大香猜测说，“万事开头难，别性急。。。。 ”
“她。。。 她让我到办公室帮忙，”彭石贤不愿向母亲吐出心中的全部委曲，只说，“可是，她并没有向办公室干部打招呼，她是敷衍我们。”
黄大香向儿子问明详细情形之后，却满有把握地说：“放心吧，龚淑瑶不是信口开合的人，你这事就别急于一时吧。”
黄大香这么说是为了宽儿子的心，她也知道龚淑瑶很会拿架子。于是，到了晚上，黄大香便背着儿去找龚淑瑶，龚淑瑶到区里开会去了。她向办公室干部打听儿子白天来镇上的情况，那办公室干部没说龚镇长对他有不有过什么交待，只笑着说：“香婶，这不是随便的事，当然，你儿子要是肯尽义务帮忙，让他来找我好了，这哪有不欢迎的呢？”黄大香听出了这话里多少有些嘲弄的意味，只得说：“有你这话就够了，石贤一时闲在家里，能给政府尽些义务也是件好事呀。”黄大香离开镇政府时，想到石贤说过龚淑瑶打算安排他去当教师的话，觉得安排当干部的事可能真不容易，但能当个教师也好。这事要不要与姜信和也去说一说？现在这教书的事全归他管了，不怕礼多就怕礼不周呢，于是，黄大香又打算去学校找姜信和求情。
第二天，黄大香劝说儿子去镇上找那位办公室干部，自己便去学校找姜信和，虽然姜信和的妻子周小莲与一对女儿就住在黄大香的隔壁，但自从姜信和升任镇联校支部书记后很少回家。姜信和见到黄大香，自然明白她的来意，他把黄大香让到办公室后，倒了一杯开水。他说起话来比龚淑瑶要爽快干脆许多：“香婶，你是想让我为石贤安排个教书的工作吧？龚镇长已经与我说过了──很难办，倒不是不需要人，而是我一个人作不了这个主。”
“那──龚镇长她。。。 ”
“这也不是说镇长怎么样，是她让我办这事的──这样吧，你们先等一段时间，反正镇长今天上县开会去了，你让石贤先写个求职报告，附上一份自传，把他从六岁开始上学，到这次从学校回家的有关情况都清清楚楚写出来，交由镇领导研究讨论签上意见后，我才能够向上级申报，这件事龚镇长不在是无法办的。”
“你不是说镇长让你办？她能不同意么？”
“光口头同意不行──能办我还能不办？左邻右舍的。”
“我想也是，信和，你知道石贤这孩子只是性情脾气犟了些，不会说话，坦白书你就给省了吧。他真是自己回家的呢！”
“不叫坦白书，叫自传──吸收干部不能不弄清楚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表现，这是政策，对谁都是一样。”
“啊。。。 ”
黄大香这才知道给石贤找个工作的麻烦确实不少，她有些灰心失望，儿子肯写那个自传么？这自传要不要坦白交待儿子画漫画，编谣歌，闹退学的事？黄大香对姜信和勉强说了些请求关照的话起身告辞，出门时姜信和再次表白：“香婶，只要不碍着政策，石贤的事，我会帮忙的，镇长跟我说的话也是这意思。”
回到家里，黄大香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儿子，她想待镇长回来后再作商量。幸而彭石贤从镇上回来，他的情绪显出近来少见的轻快，他告诉母亲：“上午帮办公室统计了十多份报表，下午还得帮着去办黑板报，快弄饭吃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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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几十万右派分子在全国反反复复地“大辩论”，只为让千百万人得到一个教训：讲真话背时，说假话得路。这就直接引发了一场疯狂的“大跃进”（那个彭大将军只轻描淡写地称之为“狂热”，便是如此，也使他在庐山获罪，最终丧命）。刚开始时，彭石贤不识鹿和马，以为他帮助统计的增产数字会是有根有据的。这带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产生了一时的兴奋，甚至觉得自己的不满情绪也是一种偏见。
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马上发现，镇上那位办公室干部是个大滑溜人，鬼点子不少。他向上级汇报的情况多是从后颈窝里“抓”出来的。可真要说起来，他不抓也不行，比如，一天一报的“除四害”进度表就有这样的项目：出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的男女人数，被消灭的蚊子、苍蝇、老鼠、麻雀的只数等等。那位办公室干部一手握着电话，一手抓着后颈窝，眼睛望着天花板，数字就一个个报了上去，同时，他让彭石贤把数字记录下来作为下次汇报翻倍的依据。抓先进典型就更是瞎造。有一天，一个干部带来一则“笑闻”，说某老太婆的一只老鸡婆从院子里跑出去，老太婆深恐鸡婆跑到田里吃谷，一下子慌了神，顺手抓起一把扫帚去追，不料反把鸡追赶到秧田中间去了，老太婆更急，双脚一滑陷到了田坎下，那田是烂泥田，越挣扎越陷的深，怎么也爬不上来，弄得满身满脸是泥，不知她是没有了力气呢，还是怕人说她放鸡吃谷，竟不敢呼叫。中午，她儿子与媳妇收工回家，不见了老太太，便到处呼喊寻找，左右邻居也帮着找，老太婆举着扫帚就在离他们仅十几米远的田里立着，可这些人只当她是谁扎的一个用来吓唬麻雀的稻草人，竟没有被发现。这个夸张了的故事引得在场的人好一阵发笑。这时，恰好上面来电话催报除四害的典型事例，办公室干部灵机一动，便把这故事改头换面报了上去。说成是有个七十八岁的老太太为了响应号召，扛着扫帚到田野里驱赶麻雀，麻雀飞到东她赶到东，麻雀飞到西她又赶到西，让麻雀没个落脚的地方，赶了一个上午，麻雀没了一点力气，有几只麻雀竟栽倒在老太婆的衣兜里。这本该是个由笑话变化而来的无人能信的谎话，可那办公室干部却说得一本正经。活灵活现，更荒谬的是，第二天上面发下来的通报上登出了这件事，而且那老太婆有名又有姓，栽死的麻雀也变成了几十只。随后，在这个典型的带动下，扛扫帚下田赶麻雀的老太太，爬到屋顶上敲盆敲桶惊吓麻雀的大人小孩等事例就层出不穷，真是“全*动”了。
有必要在这里插说几句，没有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读者会以为这是在恶意地诋毁当年的大跃进。可是，这与砍尽山林，拆下民房，挨家挨户砸锅砸盆的大炼钢铁，与亩产千斤万斤、公共食堂却无米下锅，让无数男人患了水肿，无数女人停了月经的大办农业比较起来，这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今天谁有兴趣去翻一翻那个年代的报纸，除了瞠目结舌恐怕难有别的评说。
此时，彭石贤这位镇政府办公室的临时义务工接触到的不过是这场大跃进的前锋云系，让他不满的也只有这位办公室主任，彭石贤用“嘴巴两张皮，吹牛吹破天”来形容他，在几个人相互的讥诮笑骂之间，彭石贤记起一则寓言：有个人时常吹嘘他狩猎的本领如何如何了不得，说他有次打到了一只大野猪，那野猪多大不知道，只知道它张开口时上嘴唇顶着天，下嘴唇靠着地，旁人问他，这么大的野猪，身子搁往哪里？他哑了口，过了一阵，才有人给他圆了这一说：那野猪没有身子，光有一张寡嘴！彭石贤便把“寡嘴”这绰号送了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马上回击说：“好呀，你说怪话，到时我把你拉到台子上，叫你屁股两张皮，板子打成泥，就留你一张寡嘴皮！”主任的话虽是这么说，但当时那口吻也还是在说笑。
吴国芬从县城回来，她给彭石贤带来了一个消息，郭洪斌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有关这件事的具体细节，彭石贤是从国芬姐与母亲多次零碎的闲谈中得到的，她们并未把这回事看得如何要紧，只当是一般的趣闻逸事：
彭石贤离开学校的第二天，县中学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参加的批斗大会。把一个叫猴头的学生推上了台子，这是因为郭洪斌搜到了这学生的一本反动日记。主持大会的人就是与郭洪斌相好的那个女学生，据说那女学生很凶，还能动手打人。猴头自然少不了吃亏，但他对搞反革命的事死不认账，读了些书的人没乡下人老实，不能认的事就是不认，他硬不认，学校拿他也没办法，学校到县委大院汇过几次报，想把人关到牢房里去，当时，张炳卿没有直接管这事，但他还是出来说了一番话，认为既然对那个反革命组织的事一时没有查实，由政府过早出面抓人欠妥当，于是，这事就拖了下来。当学生的遇上了郭洪斌这种老师也真是倒霉，可恶人自会遇上恶对头，猴头的姐夫在学校里当工友。他早就盯着姓郭的与那个女学生的事，一天中午，那个女学生去了姓郭的那里，他算准了要出事，便从楼上那位数学老师的房里，沿着绳索翻窗跳到姓郭的房子里，还真让他遇上了，他说，他当时闭着眼睛从那两个男女的脚跟头抓起几件衣裤就开门冲了出来，外面有两个老师正等在那里作证。这一次那姓郭的没法抵赖，捉奸要双，这还不算赤条条的一双？这叫做陷猛虎要施毒计，抓恶贼得下狠心。只可怜那个女学生，往后她还拿什么脸面见人？
郭洪斌被开除了，彭石贤拍手称快，连声叫好，不是这坏胚种子，自己怎么会闹到退学的地步呢？什么前途、理想、爱情让他全毁了，现在可好，真是恶有恶报！
“这下猴头该没事了吧？”彭石贤一直关心这件事，急着问。
“猴头的事还没完，”吴国芬知道彭石贤心里在怎么想，“这种事情便是揪住了郭洪斌也没用。猴头不是有个日记本？人家不会轻易放手的──那不干你的事──这次在县里，龚镇长还跟你炳哥说了，要安排你去当教师，你就老老实实去当好了。”
“猴头绝对不是反革命，”彭石贤不平，“那日记我看过。。。 ”
“你看过什么，没事找事！”吴国芬怨怪地瞥了石贤一眼，知道她这弟弟是个碰歪了鼻子不拐弯的人，“你怎么越变越蠢了？”
过了两天，彭石贤又找芬姐问话：“陈灿英后来怎样了？”
“谁是陈灿英？你是说被姓郭的害了的那个女孩？听说她跑回家去了，你与她斗嘴干过仗吧，还操这份心干什么！”
“你不是说她往后没脸面见人了么？”彭石贤还真有些同情陈灿英，现在他们都退了学，而陈灿英可能更加难做人。
“到这地步也没办法，她只能埋怨自己了！”吴国芬叹息说。
但这究竟该怨怪谁，是谁的罪过呢？往后的许多年，彭石贤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几十年后还打听过陈灿英的情况。其实，关于陈灿英的命运也不必过多担心。她并没有那么可怜，她也不怨恨自己。在这里可以简单交待几句，因为在后面的文章中不会再提到她了：事发的当天，陈灿英只哭，不肯回答办案人员的问话。事情明摆着，问话也是多余，办案人员没有为难她，开晚餐时，她没有去吃饭，并乘机逃跑了，学校领导担心出人命，连夜赶到陈灿英家，那位当社长的父亲毫不客气，凭仗他独霸一方的气势，反过来逼校长交出他女儿来，交不出他女儿就得交出姓郭的来，声称先给政府除了这个祸害，直到校长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并反复说明他的来意只为寻求一个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