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度啊？”
“我们烧水，烧开了是一百度。如果总是八十度，是不是就得不停地烧？我们不是*，我们要好一辈子啊。不掌握好这个度的话，恐怕连一年都好不了。”
“为啥？好就好呗，你爱我，我爱你就够了，有那么复杂吗？”
“和我好就得复杂。简单的事情没劲，我之所以和他人不同，就在于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认真的，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要使快乐最大化，把不利因素控制在最小。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男女，还没有怎么着呢，就搞得沸沸扬扬，闹出很多绯闻不说，有的搞得家庭不安，生活不宁。你说，这样还有什么意义？本来是找乐的，结果是麻烦和痛苦缠身。更有的人丧失理智，杀人害命，走上犯罪的不归路。这和初衷不是背道而驰吗？这样的婚外情我不能干。”
“为啥不能干呢？”杨丑丑问。
“尽管人类的婚外情比比皆是，但不能忘了，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为了自身的进化，在一定的阶段内约束和限制自己性本身的冲动与张扬，并在这种限制的实施过程中，丢掉一些应该属于自身的享乐，承负不该属于自身的一些痛苦，也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冲决了这种约束，可仍有许多东西横在我们中间，这时，最需要的就是理智。”
“什么理智？”
“就是不能去排除横在我们中间的现实，这就是你的老公和我的妻子。只能顺应，并在缝隙中游走，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立足于这个前提，来共同编织属于我们快乐的巢，就是我们要把握的度。”
“你说得有几分道理，我过去真没想过，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杨丑丑虔诚地说。
“你说我有文化，是吗？”
“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一肚子墨水，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杨丑丑说着她的理由。
“‘墨水’是知识的代名词，可知识和文化是有区别的。”董智解释道。
“人们常说某人可有文化呢，不就是说他（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吗？好像社会上都把知识和文化等同，反正我周围的人是这样认为的。”杨丑丑说着自己的理由。
“这么给你说吧，有文化的人一定有知识，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
“这我就不明白了。”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有水不一定有粥，但有粥一定有水。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中这样的事太多，对同一个问题，人们会有千差万别的看法，这种差别就来源于不同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文化的不同。一般来说，思维要依托知识进行，但有知识的人对问题的认识错的也很多。通常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人有文化，主要是指他（她）明白事理，懂道理。就是懂‘道’，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中所讲的那个‘道’。”董智非常认真地说。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人们常常说得‘找老婆，不怕厉害的，就怕不讲理的。’还有‘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里的‘理’，就是你说的那个‘文化’吧？”杨丑丑是否明白了董智的话。
“那我们的这种关系是种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社会上会有大量的婚外情？我们俩如何处理好各自的家庭？等等问题，都必须想明白，决不能‘迷迷蹬蹬上山，稀里糊涂过河’。只有这样，我们的关系才能永葆美妙之青春。”
“反正我要和你好一辈子，只要能好一辈子，我都听你的。”杨丑丑娇嗔地说。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各自的婚姻有不幸的成分，但我们为什么还不能破坏它，这主要和*的权利与义务，生育与经济分配，家庭与社会关系有关。正是由于有孩子，有家庭经济的分配，家庭其他成员和社会的评价等等限制。所以，在这个社会中有许多处在不幸婚姻中的人们，还要心甘情愿地坚持这种婚姻的不幸。当然，从人类性关系的进化史来看，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悖的地方。正是这一悖论，才有了婚外情的存在基础。人的感情有时必需要寻找它的栖息地，明得不行，只好转入地下，既然是地下，就要按地下的规律来办。在思辨上，对于*，既不能过于罗曼蒂克，又不能过于屈服世俗偏见。结果就是婚外情的出现。婚外情本身是个矛盾，矛盾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表现为情感的撕裂，相思之苦的折磨，精力的耗费，风险的压力，良心的谴责等等。”
杨丑丑静静地听着。
董智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尽管有这么多的麻烦，人们对婚外情还乐此不疲，就是因为它是感情最佳的补偿形式，既不破坏原来的婚姻格局，又满足了情感的需求。因此，对它的不利因素要理智地加以控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它能顺着一条‘道’的轨道运行，这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理想的目标是不是好一辈子？”杨丑丑认真地问。
“最终的目标是好一辈子。理想目标还包括双方的家庭稳定和睦，至少在外人看来，不出现任何有损于双方人格名誉的绯闻，性事达到极致，对方永远是相互的快乐源泉等等。”
“能实现吗？”杨丑丑疑问道。
“能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讲文化，讲文化就是要讲‘道’，就是要按规则办。”董智说。
“人家不是说爱是讲不出理由的吗？”
“是的，爱的产生是讲不出理由的。但爱的过程和爱的方式方法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你真罗嗦。好就好呗，还要啥原则。”杨丑丑有点不耐烦地说。
“想和我长期好吗？”董智故意在问杨丑丑。
“想啊，当然想了。”
“那好，要想长期好下去，就得遵循这几个原则。”董智又强调一遍。
“好，好，好，说吧，啥原则？”
“第一个就是角色定位原则。就是指处在婚外恋中的男女双方必须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你说说你的角色是什么？”
“我的角色就是你的相好。明知故问吧？你真坏。”
“相好是什么？就是情人，对吗？就是有*之实而无婚姻之名。男女双方只靠情爱来维系，而无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一个人要发生婚外情就必须搞明白这些。这就是只有暂时在一起的欢愉，而没有婚姻的家庭琐事。双方没有相互制约的办法，是一个十分快乐而又尴尬的角色。”董智摊了摊手。
“那为啥人们还要搞婚外情呢？”杨丑丑不解地问。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社会生活的提高，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精神需求大大提升。对大多数人而言，男女情感需求超出了婚姻家庭的范围。一个是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传统社会有了有本质的不同，信息化和自由化为人们交流和交往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经济社会使人们的观念有了极大的转变，整个社会对男女之情的宽容度空前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妇女经济上的独立为她们的自身解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她们情感的追寻打开了围栏。人们把生活的着眼点回归到的人本身。但人还有社会性的一面，既要满足自身的感情需求，又要维系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婚姻，就使婚外情成为情感满足的理想选择。而社会环境的宽容和妇女经济地位的独立，使婚外情得以实现。”
“你说的有道理，过去我们女人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在我们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靠老公了，在家里也硬气多了，也不怕离婚什么的了，说实话，也想为自己活几天了，和自己喜欢，人家也喜欢自己的男人好一好，也算不白当一回女人，看看外面的男人是个什么样。”杨丑丑深有体会地说道。
“外面的男人和家里的男人一样吗？”董智故意问杨丑丑。
“你没听过一个流行的段子吗？”杨丑丑故作神秘地问。
“没有，说来听听。”
“大意是：‘家里的男人好比菜，外面的男人好比钙，一日三餐要吃菜，还要适当补点钙，既吃菜又补钙，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怎么样？”杨丑丑得意地问。
“真理啊，真理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
“你接着说你的原则吧。看来和你这样的男人相好，还先得进行理论武装呢。整个一个马列主义老大爷。”杨丑丑揶揄道。
“没有理论武装的婚外情要么走不下去，要么肯定出问题。刚才我们讲的角色问题，现在好多婚外情出问题都出在这上面。简单点说，时间一长，有的女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她就会认为自己的情人能在场多好，你说这种想法是不是违背了角色定位原则？轻者女方埋怨男方对她照顾不周，这就错误地把情人当成丈夫来要求，角色错位。从男人来说，要求女方能经常陪在身边多好，更为荒唐的是，双方不愿意对方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亲热，也不愿意对方接触异性，这都是角色错位。这样一来，两个人还能好下去吗？”董智好像在问杨丑丑，又好像在问别的什么人。
“再进一步，有的男女把情人关系和夫妻关系混淆，对对方呼来喝去，全不考虑对方是有家有口之人，对方也错把情人当老婆，把重心放在了情人身上，对自己的法定丈夫或妻子不尽丈夫或妻子之责，最后发展到两家后院起火，双方的老婆或丈夫大打出手，闹得鸡飞狗跳，这样的婚外情还有快乐可言吗？”董智停顿了一下。
“更有甚者，由于长期相处，感情日盛，或由于男方有权有势，或男方富甲一方，女情人就想方设法想转换角色，由情人转为妻子。由于男方的诸多环境条件所限，不能答应时，女方就以种种手段相要胁，结果由爱生恨，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走上杀人犯罪的不归路，不但害了男女当事人，也害了两个家庭，这难道是当初相爱的初衷吗？”
董智继续说道：“这些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当事人的角色错位。老百姓常说，你是吃什么饭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好你的角色所应做的事。你和情人在一起时，你就是情人角色，千万不能和丈夫或妻子的角色搞混了。当一回到家里时，你就要扮演好丈夫或妻子的角色。只有做到‘家里红旗不倒’，才能在‘外面彩旗飘飘’。”
杨丑丑静静地听着，也在思考着董智的一大套理论，她觉得非常在理。便说道：“我是这么理解的，情人就像我们厂里的临时合同工，妻子或丈夫是正式工，临时合同工时间一长就想转为正式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正式工的指标是固定的，只有当正式工退休或死亡时才有空缺的指标，也只有这时，临时合同工才有机会转正。如果硬要转的话，那就要想法让正式工下岗，那正式工就会拼死保住自己的岗位，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大多数结果是，临时工不但转不了正，还会被辞退，厂里的领导还得被处分。大家都是输家。你说是不是有点像啊？”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情感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不过，看来你是明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角色。”董智强调道。
“我知道。我也知道你是不会娶我的，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杨丑丑喃喃自语。
“你错了，婚外情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玩的就是心跳’。如果情人转变为妻子的话，不是又回到了各自在家庭里的角色吗？彼此就没有了被当作情人似的激情和感觉。”
“可我还是想嫁给你，名正言顺地做你的妻子，那怕为你当牛做马呢。”杨丑丑真诚地说。
董智没有正面接杨丑丑的话茬，继续说道：“第二个就是良心平衡原则。婚外情的每个当事人必须清楚，婚外情这种事本身是有违社会伦理的，所以，传统上认为是‘奸夫*’。我们尽管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但切莫忘记这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不能见阳光的事，至少在我们国家是这样。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当事人一定要有良心上的不安，怎么办？这要通过对丈夫或妻子的良心补偿来达到夫妻双方自我心理的平衡。我们要明白，一个文明社会的人，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或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当自己快乐的时候要想到让别人也快乐，即使做不到让别人快乐，也要尽全力别让别人因你的快乐而痛苦。”
“这可能吗？我们快乐，还要让我丈夫、你的妻子他们也快乐，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杨丑丑疑惑地问。
“完全可能。我不是说让他（她）们因我们的快乐而快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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