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 第5部分

　　我来到厂组织部，见没有人，又到其他办公室去看看。却在一厕所旁边，又碰到姚主任，他正同几个机关人员在那里吞云吐雾。姚说是办公室现规定不准抽烟，抓到了罚款五元，所以他们才躲在这里过过烟瘾。

　　我跟他说在组织部找不到人，姚主任便叫人带我在会议室找出了个闵部长，原来刘焕宇已因故被换，我跟新任的闵部长说明来由，闵说等他去跟姚商量一下，便去找姚去了。

　　一会，闵部长回来了，他说：“那份文件只是对本厂内部发的，不能盖章。”

　　我一再据理陈述，闵还是不肯。

　　我再找到姚主任，姚说：“你拿到的那份文件，我们厂办公室只管印发，不是我们写的，是他们组织部提供的，我跟你盖了章，万一有什么事，那不要我们厂办承担责任？你还是去找闵部长再谈谈，写个报告，由组织部签个章应该是可以的。”

　　我想，既不肯在文件的复印件上补盖公章，能把章子盖到报告上也行，便向姚主任要了纸笔，写道：

　　报　　　　　告　

　　本人原系江拖教师，据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已被除名，请予以证明。

　　原江拖学校　　秦付根

　　1997年6月24日

　　由于闵部长还在开会，我不好前去打扰，等到散会时，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只好改日再来。

　　六月二十七日，我找到闵部长，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尊我称秦老师，说：“秦老师，我知道你的事，不管怎样，你以前也是我们江拖的人，原来也为江拖出过不少力，作过贡献，只是因为办理调动的时间过长、跟学校领导关系不好的缘故而被除名。这个章确实是不好跟你盖，这件事是前任处理的，我也不好出面，这绝不是为难你，对我这个人你以后就会知道，接触过我的人都晓得，我绝对不是那种人，现在只有你自己再去跟姚主任说说，我个人对你的事还是很同情的。”

　　我又到厂办等到姚主任，姚拿起电话找闵部长，不想两个人竟在电话里叫起来了。

　　姚主任坚持说这个材料是组织部报来的，办公室只管印发，厂里干部是由组织部管的，应该由组织部负责。而闵部长则坚持说，组织部不可能盖这个章，要盖只能由厂长办公室盖。

　　然后，姚主任又坦诚地对我说：“你想要盖这个章，实际上找哪里都没有用，厂里是不可能给你盖的，这种文件是由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本来就连这张复印件都是不能让你拿到的。”

　　正巧，我看见江建林厂长已在对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便问姚主任：“我交给你转交给江厂长的材料，你是不是给了他，他看了有什么表示？”

　　“凡是给江厂长的材料，我都给了，至于他是什么看法，我们从来就不会去问。”姚主任坦率地回答。

　　“他现在正好在办公室，我好去找他吗？”我试探姚主任。

　　“可以，但估计不会有什么用。”姚主任表示。

　　我拿定主意，起身进了江厂长的办公室，向江作自我介绍：“我是原厂子弟中学的秦付根，不好意思，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有件事想找你一下。”说着，我以示礼貌，向他友好地伸过手去。

　　江建林厂长可并不愿跟我握手，坐在那里冷冷地、一动不动地说：“什么事？”

　　其实，江厂长应该早就听到了我与姚主任的对话，这时无非是摆摆架子而已。我把报告递给他说：“想开个证明。”

　　江厂长看过报告后说：“这个证明不能开，你的这件事，原来是怎么处理下去了，那就是怎么处理下去了。这份文件是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除名除下去了就没有事了，我们不能跟你盖章，也不会出证明。”

　　这样，江拖的表态，无疑给我的申请仲裁和诉讼以及重新就业设置了障碍。我无奈之下，当即向厂组织部交了一份《要求将有关材料归档的报告》及其附件。

　　报告为：

　　江拖组织部：

　　本人自去年十二月九日拿到《江拖厂字（1995）64号文件》，即向江建林厂长及厂各有关领导写了申诉材料，交给了厂办公室的姚主任，半年来被漠然视之。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即使再怎样不以为然，也毕竟是个客观存在，若是旷工，十五天即可以除名，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学校的教师们有谁会不知情？

　　我热爱过江拖，常思念那些真正为江拖振兴的人们，我已不是江拖人，但我的档案还有劳江拖人保管，如果江拖组织部的有关同志能面对这个现实的话，就请将所附的有关材料归入我的档案，我想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

　　原江拖教师　　秦付根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闵部长收下了报告，看了看说：“既然是给组织部的，我们会好好考虑。”

前途茫茫心惨淡　　无奈信访路漫漫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刚从江拖组织部出来，在办公楼口，就碰到已经调出学校、在厂教育培训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师。他是在一九八五年与我同时调来江拖中学的高中把关老师，这次一见到我，就愤愤地说起他那次与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学校当校长，简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断了肋骨还不要脸赖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脚肚子，结果他没有站稳，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后来就连派出所的人竟也还会听他的，结果还把我给拘留起来了。”上官老师十分气愤。

　　说着，他又列举了夏振川的许多丑事，对我的事情他也很愤愤不平，说学校的老师都在讲，你就是被夏振川给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上官老师还告诉我，这次刘焕宇被免去厂组织部长，是因为作风不好，处事不正派，厂里的职工意见很大，干部们对他的评议很差。

　　八月初，我来到省政府，这时的省农牧渔业厅又改回了原来的牌子，叫省农业厅，厅人事处的干部主管仍然是孙建齐，他刚从省红壤研究所挂职锻炼回来不久。

　　孙关切地问我在江拖的关系最后处理得如何，说江拖这样对待调动的干部是很不正常的。

　　我在他那里借出了那几份虽然盖了好几个人事部门同意调动的大印、尚未能够最后批复的干部调动关系，其中还有注明“徐厅长交待”的字样，心情真是无以言状。

　　就这样，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动，不仅把编制，甚至把我基本的工作权利也给流失掉了，我似乎成了社会上哪里也不管的人。比起那些下岗的工人，他们常常能得到政府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本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家多作贡献，现在却是这样的结局。

　　在被除名前，由于得不到厂里的允许，我回不了原单位上班，又不敢在外上班，只得失业在家，连做点小生意也生怕单位知道；被除名后，由于文件没有盖章，我既无法诉讼，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到处寻找工作或办理个体执照，均无有效证明而告吹。

　　我四处谋生无门，经济几乎没有来源，精神倍受打击。

　　九月八日晚，我来到省政府大院，欲去省委常委楼舒惠国书记家，与舒书记见面求助，可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

　　十一月六日，我来到省委大院，希望能在省委书记办公的地方见到舒惠国。我先找到一位在此当处长的同学，想跟舒书记通个电话，同学说舒书记的电话是党政领导的内部专线，这样的专线，一般要正厅级干部才可能有。

　　自然，我也没有勇气提及自己被单位除名一事。

　　我望着省委书记办公的警戒深处，自知不可能见得到已担任了省委书记的老同事，只得眼巴巴地回来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徐菊生，他已由省农业厅调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对我的处境很为不平。徐是正厅级别的领导干部，有党政专线电话，主动提出帮我用党政专线取得同舒惠国书记的联系，叫我可到他的家里来打。他还告诉我，舒书记现在已去日本，要到10号以后才能回来。

　　我仍感觉这样做不妥，拖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再寄了封信到省委舒书记的办公室。

　　一九九九年的八月，我处于极度的苦恼和烦闷之中，带着疑惑、带着悲愤，提笔给江拖厂长江建林写起信来：

　　江建林厂长：

　　记得85年我刚来到江拖时的教师节庆祝会上，你的发言对教师是那样发自心扉的尊重，你那样念念不忘你的小学、中学、以及白发苍苍的研究生老师，这种真挚的感情确实震撼过我的心。

　　十年后，在你的大笔挥批下，我终于被除名于江拖。我仅仅是一名小小的教师，除名前没有机会跟你打过任何交道。但我的直觉认为你应该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曾满怀希望写下了五、六千字的申诉报告，交给了厂办姚主任以向你反映，次年又把材料交给了厂组织部新任的闵部长，至今仍无下文。难道这种官官相护的关系，真不惜会被一些老师所言中？

　　记得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是想请你能在我那没有章子的除名文件的复印件上；补一个厂里的公章，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也被你冷漠地拒绝。

　　这几年来，痛苦和忧愤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省农业厅人事处拿着我那江拖在多年前就不予承认的调出关系，不知如何是好，而我却是哭笑不得，只有认命。

　　可是，有一个疑问常常困扰着我，我的反映报告，是不是你有可能没有收到？而这样棘手的问题你又会管吗？如果我想找你好好谈一次的话，你又会有这种闲工夫肯坐下来跟我谈吗？

　　…………

　　写到这里，又觉得很灰心，人家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大厂长，何会理睬你一个被除了名的小小教师？就不愿再写下去了。

　　我决定按照组织关系，直接去省政府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反映。我的信访材料叙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最后感叹地说：

　　想当年，自己响应号召，下放农场，把青春献给了广阔的天地。在高考制度刚得到恢复、专业人才尚青黄不接之时，自己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在组织上一再给我做工作后，一度忍痛放弃了高考，刻苦自学完大学地理专业知识。历任的高中毕业班成绩突出，所发表的大量教研和学术论文，为中国科协中国地理学会所瞩目，并被吸收为国家级会员，受到全国地理教学研究会会长褚亚平、上海师大金祖孟、江西师大马巨贤等诸多教授的好评，多次受到省市一级以上学会、市教委及江西教育杂志社的表彰。

　　一九八三年五月，全国地理教学研究会在南昌召开，褚亚平先生特地让会务组书面通知我前去参加。八月，我作为南昌地区惟一的地理教师代表，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教育专题研讨会。这一年，重庆师范学院主办的《地理教育》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我的《关于气压带、风带的课堂教学》，为解决中学地理教学的难点，提出了本人的独特见解，在地理教育界获得了好评，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又作为最年青的会员代表，参加了江西省地理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十二月，在南昌市教育学会中学地理教学研究会上，我的论文《在地理教学中开发学生智力的实践》，在无记名投票的评比中，我的票数仅为第二位。

　　一九八五年，我的论文《对“Η=90°…　Φ＋δ”公式设计的异议》，大胆对国家统一高中地理教材中的太阳高度计算公式提出修改，在省教委的《教学参考》上发表，引起了地理教学界的重视，并报国家教委地理教材编写组提出了修改意见。《南欧的课堂教学》经向全市中学地理教师代表演示，被市教育局和教育学会评为市中学教师优秀教案。

　　…………　　　　

　　而今，在这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来临之际，我的心情却分外沉重。由于正常的人才流动，因有关主管部门长期不得落实，以致反被原单位百般刁难、无辜除名的情况，前后已经九年了。我实在是无法再承受，今求助于省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省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一位负责同志仔细看了我的材料，气愤地说：“江拖这份没有公章的决定无效，你的编制仍然在江拖，人家搞人才流动，他们却把人家的编制给搞掉来，真是太不像话。你还是去先找一下市政府有关部门，请他们处理一下。”

　　省里不愿直接处理，市相关部门与江拖的关系更近，他们会肯处理这样的事吗？我想干脆让媒体暴光，或许还好办一些。

　　我怀着希望，来到江西电视台的《社会传真》栏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