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副省长对我很是热情,我顺便把我调动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一是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关系冻结太久,我的调动现仍未得到批复,希望他能关照一下;二是江西拖拉机厂在我调动表上盖章以后,便拒不让我上班,现又声称同意我调出的签章已经作废,为了创收,在不肯让我回来上班的情况下,还要向我索取巨额的停薪留职费。
舒副省长当时很重视,由于又正与另一位省领导有事,叫我什么时候再来讲清楚一下。
可是,我想到省领导工作很忙,觉得这种事不好去打搅副省长,就尽量争取自己解决。
徐副厅长也说:“厅里的调动,我会去设法跟你办好,我办的事情,不要别人来插手,你也就不要再去找舒惠国了。”
一九九四年初,国家对税务政策进行了调整,我的小批发代销业务,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仅用妹妹小商店的普通发票,已做不了保健食品给商场的代销业务,连已发出去的货物都难以收回款子,我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
三月份,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所属农业大厦,被港商看中,与农牧渔业厅洽谈收购之事。徐副厅长书面委托,请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李焕生总经理,解决我的接收问题。
三月二十一日,李总经理经过向厅领导汇报,与厅人事处沟通,然后以公司的名义,亲笔向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发函协商并解释。函件为:
江拖组织部:
贵厂秦付根同志的调动问题,我公司正在催上级有关部门加紧办理手续,请贵厂能够容缓一下,暂借我公司工作,请予以协助为感。
此致,
敬礼!
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章)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拿着这份盖有江西省牧工商联合公司公章的函件,交给了江西拖拉机厂的组织部长刘焕宇。
“原来的签章我们早已作废,现在借也不行。”刘不由分说。
“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或者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
“学校讲你是擅离岗位。现要按一百五十元钱一个月补交停薪留职费,否则除名,发现你在对方上班也要除名。”刘却这样说。
“学校如果说我是擅离岗位,那不是事实。夏振川与我立了君子协定,他不安排我工作,我如何上得了班?你们又不准我去对方上班,我失业在家,如何交得起这笔巨款?”
刘焕宇要我拿协议给他看,我很为难,当时只有一份,且在夏振川的手里。我只好在组织部拨通了学校的电话,把情况向夏振川讲了,请他来一趟,可夏又不敢来当面,刘焕宇也不肯与夏通话。
无路可走愤辞职 允许回岗又推诿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在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被逼得无路可走,愤然提出辞职。刘焕宇说:“你要辞职也可以,但要先去找学校批。”
我向组织部女干事小杨要了一张材料用纸,把被逼无奈、不得已提出辞职的情况叙述其中。然后,我到学校找到夏振川签了字,盖了学校的公章,再回到组织部,把辞职报告交给了刘焕宇。
刘焕宇把我的报告拿在手上,特意歪声怪调地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似乎觉得心有所戒,便停下来说:“你不用这么写,也用不着写这么多的原因,你只要在上面写上‘我辞职’三个字,我就可以跟你批。”
我当然不肯,说:“事情是怎样的就应该怎样写,应当实事求是。”
刘焕宇把报告丢给了小杨。可事又凑巧,这时夏振川悠悠惶惶地来到了厂组织部办公室。
我当即问他:“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你说得吧?”
夏振川故作镇静地回答:“是我说的”。
“那张协议应该还在吧?”我紧接着追问。
“找不到了,时间这么久了,那还知道搞到哪里去了呀?”他眨着眼睛,躲躲闪闪地说。
“既有君子协议,那你为什么跟厂里讲我是擅离岗位呢?”我理直气壮地质问。
“那张协议是约束你的,不是约束我的。”他倒恬不知耻地反过来说。
“既然你是这样理解的,那又为什么能够叫着君子协议呢?”我感到有些好笑,便反唇相讥。
夏振川一时慌了神,眼直直的,吱吱唔唔,说起话来含混不清。
这个时候,身为厂组织部长的刘焕宇,也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刘焕宇还是不肯放过,强词夺理地说:“就算是学校跟你有协议,我们厂部也可以不认可。现在就算前几年是你跟学校有协议的,但到去年已由厂里来处理,要不就算150元钱一个月,交一年的停薪留职费。”
这时的我,倒并不是拿不出这1800元钱,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得很不心甘情愿。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本身就是被迫离岗,是有手续的,如果是我主动要求离岗,或是请假下海做生易,就是借钱也会来交。几年来,你们既不让我回来上班,又不准我借到对方上班,一直失业在家,我没有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你们为了搞创收,也不该把事情做的这样。”我进行了反驳。
“其实你可以去找省农业厅,跟他们要这笔钱,是他们拖着你的调动关系不办。”夏振川插话,显然与刘唤宇早有算计。
“这就对了,你可以跟他们调入单位讲啊,他们不是要我们的人吗?”刘焕宇也嘻嘻哈哈地说。
“这怎么可能,对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有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由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你们想要他们的钱,那你们就自己去找农业厅要好了。”
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
由于我已经提出了辞职,小扬说:“这几年厂里已跟你交了养老金,这些钱要在你的辞职费里扣。”
我并不愿计较,只希望尽快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纠缠,说:“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该怎样就怎样,现在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不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还要不要来?”
“那就随便你了,到时批下来了,厂里也会去通知你的。”小杨的明确回答,说得也实在。
我想,辞了职反而好些,根据国家规定,人才交流中心可以为辞职人员恢复关系,到时还不会影响工作的调动。这一举措,无疑对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是现在单位想要我交钱,而我提出的辞职,单位反而要拿钱给我,厂里还会肯批吗?
如果辞职报告真给批了下来,档案关系移到了人才交流中心,那已经在办的调动关系,还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毕竟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学校派一位老师,给我送来了一份厂组织部填发的通知书。通知为:
通 知
秦付根同志:
你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擅离岗位已久,请你在九四年四月十日前回厂上班,并到组织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逾期将按有关文件予以除名。
特此通知
*江西拖拉机厂委员会组织部(章)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这时,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厂组织部的通知对我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辞职一事,有如石沉大海,经过多次询问,没有下文。我想,厂里既声言我的“调动关系”已经作废,拒绝了对方单位的暂借要求,又不让我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而我毕竟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
一九九五年元旦过后,我找到厂组织部,要求刘部长给我解决工作问题。
刘焕宇对我说:“你找厂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应该去找学校,这件事要由学校来与我们商议才行。”
我找到校长夏振川,转述了刘焕宇的意见,要夏振川与厂组织部商量一下我回来上班的问题,夏答应了会与刘焕宇联系。
元月六日,夏与刘商议后,用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同意你回来,一星期之内回学校上班,否则除名。”
我当天赶到学校报到,夏振川说:“具体如何安排,还要等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再说。”
可是,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夏振川又以各种借口推诿,最后却出尔反尔,明确表示无法安排,拒绝我回校上班,说:“学校下个学期的工作已经安排完了,就连扫地也没有你的份。”
可据我所知,梁仁铮早就已经退休,现还在校代课,既然厂组织部和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岗上班,就不应该再找借口把我堵在门外。
我把这些情况向厂组织部长刘焕宇作了汇报,刘说:“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坚持天天到校,要求学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却说:“刘部长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后,我依然在空旷的校园里,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游来荡去。
原来,夏振川并没有诚心让我回来,他是怀疑我已在对方上班,否则这几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正中他的下怀,想对我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应该说,省农牧渔业厅有关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对江拖的做法,他们认为太出格了,曾打电话与江拖协调,可刘焕宇不肯对话;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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