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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社1989年9月第1版223页。
6。冰雪女王
……没想到，她自己也是一朵最鲜艳的不支之花……
《失乐园》322…323页
转回东华门小学后，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美丽女人。她有一张漂亮细腻的脸，高傲平滑的额头，完全希腊式的鼻子。她的脸总是苍白无血，使她整个人更像大理石雕成。我在她的家里看到她穿着娇纱的结婚照片，更怀疑她就是断臂维娜斯的中国翻版：班主任永远整齐于净，不苟言笑。一双美丽的眼睛中闪着冷静圣洁的光芒。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过一些动画幻灯片，其中有冰雪女王的故事。我看过后，就在暗地里叫她冰雪女王。冰雪女王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每天走进教室时优雅高贵的姿态，使我们觉得能够天天看到她，实在是一种幸运。没想到，有一天，我竟惹她生了大气。
一次作文课后，她把我叫到预备室（不知道为什么东华门小学的老师办公室都叫预备室）。我胆战心惊地看到，冰雪女王的形容大变。她把我的作文本啪地一声扔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我明白，又啪地一声扔过来一本书，还是那句话：“这是怎么回事？”那次作文课是冰雪女王让大家写暑假里的生活。我写的是和爸爸妈妈去北戴河海边度假的事。我挺喜欢作文课，而且不放过每一次舞文弄墨的机会。但是当我把冰雪女王扔过来的书看完后，自己也不禁冷汗涔涔，无地自容。那本书是一位名作家的散文集，其中写大海日出的章节无疑与我的有关章节（当然更正确的说法是我和他的）如出一辙。我站着，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因为我自己也确实是一头雾水。沉吟良久，还是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冰雪女王在一旁早己气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她说：“就算天下文章一大抄吧，也没有抄成这样的，幸亏我……”
压抑不住舞文弄墨的恶习，我设想那删节号后面的成语应该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或者是学富五车？……可是我仍然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好。
说实话，一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名家的书我肯定是读过的，这篇写海边日出的散文我好像也是读过的，但是天地良心，我在写自己的作文时却真的什么也没抄袭，甚至连这位作家的大名都没想到。但是，作文是我带回家写的，现在名作家的文章和我的作文又白纸黑字摆着，虽不是逐字逐句，但实在是太像了。对于“抄袭”这个罪名，作案时间和证据现在俱全，至于动机当然也不难设想：
冰雪女王最后板上钉钉子地、痛心疾首地说：“抄袭和作弊是最可僧恶的。”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情绪低落。一是事关自己的清白，不仅有口难辩，而且连自己也怀疑这个清白是否靠得住。二是使得美丽的冰雪女王勃然大怒。她气得喘吁吁的样子实在让我心如刀绞。更伤心的是我以前至少以为她是喜欢我的，因为我在她任教的课日里，成绩很好。可现在，她一定把我当成个抄袭和作弊的专家了。
不久，进入毕业考试了。我有点紧张。爸妈对我们的要求严格，考不上好的中学，好像很对不起爸妈。加上我平时总不如几个哥姐用功，可又自认为成绩不比他们差。我的理论是：不用功未必成绩差。如果升学考试考不好，自然会影响这个理论的说服力。
升学考试的最后一场是考算术。我挺得意地很早就做完了。想起冰雪女王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有时间要检查！检查！我就从头开始检查。真是检查出了几个错误，赶快改过来，要不可太划不来了。这以后，我就轻松愉快地看着人家，不知道再做什么好。监考的冰雪女王不知为什么开始烦躁不安，好像要暗示什么给我，甚至是要跟我说什么。但我绝不敢相信这一点。她说的“抄袭和作弊是最可憎恶的”，仍如暮鼓晨钟轰响在我耳边。我有点慌乱地把眼睛转向窗外，心里疑疑惑惑的。
冰雪女土慢慢走到我身边，先用身子严严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用一个很难觉察到的动作，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我做的一道题上。我大吃一惊！因为生怕理会错了她的意思，就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她竟然像上次对我生气时一样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我不再犹豫，赶紧看那道题的演算结果，果然是一个错误，而且又是一个不该有的笔误！我刚刚来得及改过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交卷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我想再看看冰雪女王的眼睛，但她没有抬起来。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在她面前，而故意不肯抬头的。我只看见，她的脸仍然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涨红着。
这次升学考试，我得了198分：语文98分，算术一点错误都没有是100分。我报考的师大女附中的录取线就是198分。很明显，没有冰雪女王的忘我相助，我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为了帮我，天知道她怎样冲破了她对最可憎恶行为的概念，越过了她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冰雪女王。后来听说，她出身一个基督教家庭。她之所以常常面色苍白，激动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是因为她有肺结核。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东华门小学后不久，她也因病辞职离开了。
冰雪女王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她天性中的柔弱、真诚和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丽，不仅使我当时就受益匪浅，考上了喜欢的学校。而且我一直觉得，她是命运带给我的一个恩惠，使我从此懂得，人类天性显现，且与某种信念冲突激烈的当儿，真善美就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种并不高明但平和的审美情感，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看见了这些光辉的表面，谁不想进一步去窥探一下地下深处的蕴藏呢？
——《失乐园》229页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干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①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
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
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叶、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