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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升入高年级部以后，搬进了新盖的教室，房子再也没有跳舞的枯草，屋内的洋炉子也换了中国造的。学校里装了电铃，修了锅炉房，并添了一位男工友专司其职。陈婶除了看守门房，只剩下在冬天给我们点炉子笼火的活儿。但她的抱怨越来越多。抱怨自己老了，拎不动那么重的煤球桶了。抱怨北京冬天骤冷骤热的没个冬天样。抱怨最多的是这些个新炉子比洋炉子难烧得多，又小又费煤，一大早点着，到了第三节课，教室里也没个暖和劲儿。
后来我升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听人说爱抱怨的陈婶是个漏网地主，抱怨就是她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她被造反的红卫兵遣送回乡。我才想到，原来孤零零的普通人陈婶也是有家乡的。
小学二年级，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东华门小学的操场上砌上了小高炉，夜里红光闪闪，煞是好看。我们被要求从家里找出炼钢的原料来。同学们拿来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是第一次见，香炉、佛像、蜡烛台，甚至还有几个精致的首饰盒子。老师用一块磁铁来试验它们是不是铁。结果有许多东西被认为不是铁，而是铜、锡或者是银，甚至还有一尊长不及寸的佛像是金的。这些不寻常的东西后面，一定有一个个关于普通人家的故事。不过，那时在我们眼里，铁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比金银或者任何的家族故事都要珍贵。记得我从家里拿去的一个不太破的脸盆被认为是铜而不是铁的时候，我难过得哭了。
大炼钢铁之后，是“除四害”运动。“四害”起先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是参加一种全城总动员的消灭麻雀的活动。大家都在公家规定的某一天，一般是星期天，跑到房上或树上去，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把麻雀吓得无处停歇，最后惊恐疲累而死。我亲眼看见过精疲力尽的麻雀飞着飞着就像被枪打中一样地从天空中倒栽下来。
后来科学家们说，麻雀一年里吃掉的害虫比它吃掉的粮食多，就把麻雀的名字从“黑名单”里去掉。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除“四害”的说法，仍然这么说。再后来，又有科学家很科学地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赫然是《为麻雀平反》，并把“四害”里的这一害改成蝗虫还是嶂螂什么的，但人们记不住，说起“四害”来还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东城区普通市民的孩子。我们按着爸妈的意愿尽量做到和别人一样普通。我们走着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和大家用一样的手缝的碎花布拼的书包。我们的衣着也和大家一般无二。50年代的日子，即使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很朴素的。由于我们家子女多，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得不更俭朴一些。我记得，我们班上衣着最惹人注目的是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儿子，这是一个总是面带羞涩的漂亮而忧郁的男孩。我一直羡慕他有，一件玻璃（实际上是塑料）雨衣。而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最高理想只是有一双像样的雨鞋和一把不破的油布雨伞。爸妈基本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的学习用品也是最普通的。为了让妈妈给我买一盒班上几乎人人有的12色图画笔，我费尽心机在妈妈心情愉快地会见客人时，当着客人的面提出我的要求。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光荣，爸妈除了要我们在学习和品德上超过别人之外不许我们有丝毫的“特殊化”。这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对自己子女的基本要求。而无论多么高级的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的子女们，对此也真诚地身体力行并引以为荣。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那个时代各种神话中的一个真实的部分。
但我们仍然和别的孩了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自己觉得，别人更不忘记。
那时下课后要上课外小组，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到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同学的家长会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会问我许多我不大懂的何题。比如问我爸爸妈妈挣多少钱，我们家门口的警卫带不带枪。现在想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好奇，但当时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歧视，这些提问总让我如坐针毡。
还有一次我在西城区少年宫朗诵比赛中得了奖，到同学家做功课的时候她妈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奖应该是她女儿的。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为什么会给了你，是因为你爸爸，你知道吗？我说不出任何话，而且非常吃惊和伤心。从此我还失去了这个和我一样喜欢朗诵的好朋友。
有一个时期，班里一些男孩子流行说几句恶作剧的黄色笑话，他们来跟我说，我不懂，就回去问妈妈，妈妈一下子变了脸，说：“你们学校怎么有这么坏的孩子。”几天以后，其中一个最调皮的男孩子被记了大过。她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指着我对他说：“我告诉你多少遍，惹谁不好，偏偏来惹她。”这个母亲的目光，使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无地自容。
八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在这个小学男同学面前我竟然又一次无地自容。
“文革”中，由于我爸爸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②”。这种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被信任，所以也就不能参加红卫兵③。红卫兵是“文革”中出现的学生组织。是在“文革”初期的扮66年5至6月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学生秘密发起的。他们在7月底写信给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宣称“造反有理”。毛则在8月1日回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使得红卫兵运动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以“破四旧’④为宗旨的红卫兵运功虽然在后来造成对中国社会文明空前残酷的摧残，但一开始，能够加入红卫兵对所有我的同龄人来说是革命和幸福的象征，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大约1966年秋季的某一天傍晚，北京的红卫兵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一次集会。我太羡慕那些整天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了，禁不住想同样装扮一下的欲望，就找了一身军装，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臂上，趁着暮色，走进古柏参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会场外面早已人山人海。随着人流，我觉得自己有几分把握不被别人认出来。离会场大门还有十几米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那个记大过的小学男同学。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他酷像他妈妈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看他忙碌的样子，我猜想他是在负责看守会场大门的工作。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做了贼似的心虚。糟糕的是他也认出了我，甚至脱口叫出我的名字。他一脸笑容，但我想他一定是幸灾乐祸，所以没等他说出第二句话，我就转身狼狈逃窜了。
在这所普通人的小学里，我读到了三年级。因为家里修缮房屋，我们搬到东交民巷8号住，就先转学到东交民巷小学。后来大概是因为父母实在忙，没有时间管我们，就把我和姐姐送到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学。
这所学校是专为干部子弟开办的。由军队出钱，主要接收军队的干部子女。和东华门小学、东交民巷小学比较起来，这里漂亮得多。院子宽大，遍植花草。教室明亮通敞，桌椅不仅配套，而且随着孩子的身高而大小不同。学生们住校，食宿全由学校管理。听说原来衣服也是学校发的，后来，部队的干部不实行供给制，实行工资制了，衣服才改由家长提供。但是我们班里还有一些同学的衣服是由公家发给的，他们是一些烈士或者在执行特殊任务的人的子女。我们只知道，后者的父母是一些需要隐姓埋名的人。
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第一，我只能每星期回一次家，这对有一个愉快的家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不幸。我总是幻想着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那个美丽温暖的大房子里一定发生了数不清的美好故事。第二，这所子弟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彪悍的气氛，使我非常的吃惊和不习惯。这里好像人人都是某种“战士”，时刻在进行着“战斗”。从早上起来，洗漱和叠被子都要竞赛。从早操、上课、一日三餐到晚自习要列队行进和唱歌。队伍要比准排得齐，唱歌要比谁唱得响。第一次到饭厅吃饭的时候，我奇怪何以人人面对热腾腾的饭菜正襟危坐，忽听一声刺耳的哨子，有个老师大喝：开动！于是全体动作。刹时杯盘狼藉，人走屋空。原来吃饭也是竞赛。
在日常生活中，男孩子们个个是欺负弱小的好手，女孩子们则工于心计，讲究的是不动声色而达到目的。所以，这里经常有或悲壮，或离奇的嘈杂闹剧上演。
在一个时期里，好像有一场旷日持久的针对老师的恶作剧比赛。比如把老师的鞋尿湿，或者往他们的茶杯里放进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还记得一些男孩子把一位瘦小男老师的椅子腿弄断，这位老师由于体弱多病，上课经常要坐着。他突然跌下去，又惊又气，竟然放声大哭。看到老师被这些精力过剩的学生们折磨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的样子，我曾以为小学老师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最可怕的是每个班的孩子中都有一个“王”，或男或女，性别不限。这个“王”走上宝座的道路想必是相当艰苦卓绝的。一旦大权在握，马上成为所有孩子的精神和行动的领袖。我们班里的“王”是个女孩，中等个，短头发，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我亲眼见她扯着一个男生的头发往墙上撞，那个孩子不敢叫也不敢哭。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所子弟小学里，十岁左右的孩子中间就存在这样明显的暴力行为。
一年以后，爸妈大发慈悲，把我又转回城里的东华门小学。我不仅可以天天回家，不错过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可以在普通人的小学里享受一份平庸的生活了。
注释
①“文革”中对中国共产党内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的一种称谓，据认为，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对一份党内报告的批示中首先使用这一概念。196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修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里对这种人有思下描写：“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下划线是著者加的）
②指上述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子女。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红卫兵的某次讲话中说这些人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造反派）教育好的。从此形成对这些人特殊的称谓。
③1966年8月1口，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人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约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429——430页。
④从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生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这样“破四旧”的运动被引向全国，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