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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高是如何自杀身亡的？据相关的材料介绍说，当时李志高被关在无为县县政府的一间房子里，外面有一小战士看守。因为李志高以前也是部队领导，他骗小战士开门，抢夺了步枪后又进入房内，用步枪顶在下颚处开枪自杀。随后，军部随即查明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立即电告七师，李志高、谢忠良不是内奸，应立即释放谢忠良等同志，恢复他们的名誉与工作。可惜的是，李志高没有等到为他洗刷冤屈的这一刻。
事后，军部参谋长赖传珠将这次审查失误事件对李志高的妻子实情相告，七师也为李志高开了追悼会。七师政委曾希圣说，李志高同志是个出色的参谋人才，死得太可惜了。*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也为此事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派保卫部长去了解情况，却没有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让好同志蒙受冤屈，导致李志高同志自杀。他们都是皖南突围出来的干部，是革命的火种。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却倒下了，痛心啊！同志们，这是我们新四军的悲剧啊！是我失职的悲剧啊｛我没有及时保护他们，这是我的失误，在这里我诚恳地检讨，向受委屈的同志们道歉！向死难的同志默哀！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请大家监督，再有此事，首先撤我的职。”
作为一个献身革命、连死都不怕的志士，是把理想与荣誉看得比自身生命还要宝贵的，他人生最大的失望就是不被党和人民信任，甚至还被当做敌人对待，这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李志高也只能以死来明志了。正如*所说的，像李志高这样对党和人民无比忠勇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却倒下了。而且还是以自戕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与无辜，这该是多么大的失误。其实，翻看党史，把自己同志当做敌人来进行审查、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在此之前的“肃**”，还是在此之后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都是有过不少惨痛教训的。即便是在新四军内部，李志高事件也不仅仅是个例。
据史料记载，1938年新四军曾发生过一次错杀叶道志事件，这也是李志高本人所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当时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徐长胜等三人，也是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军部的长征干部，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时曾任过师、团级职务，来到新四军后却被降级使用。叶道志先是担任四团副团长（政委），后又改任军部特务营营长，徐长胜任特务营参谋，另一个（陈五和，后改名陈康）则任东南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为此，这三人思想不通，认为在此处不受重用，准备仍回八路军原部队去，于是便携带新配给的驳壳枪以查看地形为名开了小差。
军部知道后，极为震怒，立即派出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追赶，并在景德镇将叶道志抓获，徐长胜被击毙，陈五和逃脱后回到八路军原部任职，建国后还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多月后，叶道志以“投敌叛变罪”被处决。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公审会上，说他是企图叛变革命投降张国焘，但叶道志临刑前坚决否认是背叛革命，更不是去投降张国焘，只是承认对工作安排有意见，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开军部是错误的。
这时，从延安同来的陶勇（建国后曾任海军司令员、中将，“特殊时期”中被迫害致死），曾上书力保叶道志，说叶是他们南来的临时支部书记，在他们途经武汉时，得知张国焘叛变，大家均表示气愤，临时支部还专门开了批判会，因此叶道志不可能去投降张国焘。但陶勇的力劝无效，叶道志还是给杀掉了。同一个事件中的三个人，一人被击毙，一人死刑，一人脱逃成功居然后来还当上中将，明摆着就是一桩错案。1983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文件，宣布枪决叶道志、徐长胜是“历史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关于为叶道志、徐长胜同志平反的决定
1938年4月，原红四军十师政治委员叶道志，原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副团长徐长胜，从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分别担任该军特务营营长和参谋。叶、徐因对任职偏低有意见，于同年7月31日，以看地形为名带枪逃走，被抓回。同年89月间，新四军军法处以投敌叛变罪，将叶、徐处决。
现经复查证明，叶道志、徐长胜同志带枪逃走的目的，不是投降敌人、叛变革命，而是因为对任职偏低有意见，不能正确对待，想回八路军工作。其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但性质是违反纪律，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因此，对叶道志、徐长胜同志执行枪决是错误的，是一起历史错案。现决定为叶道志、徐长胜两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第1章 震怒
1938年盛夏。皖南云岭种墨园，新四军军部司令部所在地。叶挺军长一身戎装，伫立在窗前，眉头紧锁，凝神远望。这是午后时分，皖南山区夏日美景呈现眼前：青山苍郁，溪水清澈，花树繁茂，旱地和稻田尽是绿意盎然。
尽管窗外艳阳高照，景色迷人，叶挺心中的阴云却总也挥之不去。年初，江南各路红军游击队一万余人，六千条枪奉命集中整编。前来点验的罗卓英端着战区长官的架势，斜着眼瞅着站立在面前的这群人：满脸菜色，衣衫破旧，枪械残缺。这就是多少年来令蒋委座如芒在背、寝食不安的死对头？呵呵，这下落到我们手中，有你们好日子过？？？p>； 这不，原先申报的二师四旅八团编制和十八万元开拔费、整理费硬是不批，磨到最后军政部核定了四个游击支队八个团的编制，全军经费每月只有六万五千元，而当时国民党甲等、乙等、丙等师的饷费标准各为每月二十、十五和十万元。新四军四个支队不如人家一个三流师的待遇。申请一万套棉军衣也不给，反说新四军打游击，无需军衣。下拨弹药就因为新四军的报告中写错一个字，竟扣去五十万发子弹不给了。就连一向儒雅的叶挺也勃然大怒，简直是欺人太甚！
叶挺耐着性子，多次上门与陈诚、顾祝同等人交涉，周恩来也以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从中斡旋，才勉强将每月军费增至九万元，其他重要军需品如军衣、枪弹、药品等，仍无着落。一万人的部队，别说是开赴前线作战，军火消耗、阵亡抚恤和伤残救治的费用，光是平时的饷银、伙食、衣被、训练、医疗等等耗用，就是极大的数额，九万元的军费根本顶不了几天用。全军上下度日艰难，经常揭不开锅。好在新四军的官兵们大多出身于红军游击队，以前过惯了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苦日子，少有怨言。但是，作为久经战阵，饱尝曲折漂泊之苦，又在欧洲开阔了眼界的一名军事家，令他日夜焦虑不安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困难，而是军部目前的处境，更有事关新四军生死存亡的战略布局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眼下必须通盘谋划，有所动作。
因此，他先是亲赴武汉申请增拨军费军械，并以辞职来逼迫他们让步，武汉军委会那帮老爷们虚与委蛇，哼啊哈的打起了“太极”，叶挺气得牙痒，徒唤奈何。接着去拜访*长江局，受到了热情接待。叶挺提出在新四军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商议处理军政要事，长江局立即发电请示。数日后党中央复电，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主任，叶副主任。叶挺明白，这是中央特意要拉近他与项英之间的距离，可这还是没有解决他直接参与军部决策的问题啊。
从武汉空手而回后，叶挺深感自己这个军长难以尽责，渐生去意。正想与项英同志作一番长谈，告诉他不想干了，不巧项英接中央通知，离开皖南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去了，留叶挺主持工作，这反而给他一种受到冷遇的感觉。与其在后方束手束脚，还不如趁早到前方指挥作战去。
叶挺立即召来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意图，由三人补充完善，当场拟好了向中央请示电稿。叶挺签过字，交机要科发出。电文大意是：
敌沿江推进，安庆马当九江相继失守，武汉吃紧。为扩大我军影响，发展抗日武装，牵制敌人进攻，我部拟趁敌未到武汉前，决定组建野战司令部、政治部，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我与参谋长带两个营组成轻装支队出动前方，赴苏南一带活动。
电报发出后，参谋处着手制定东进作战计划，只等中央复电一到便可组织实施。或许是中央忙于召开六中全会，一时无暇顾及；或许是东征之事十分重大，需要妥善研究，还要与第三战区勾通。左等右盼，十几天过去了，仍未见到中央复电。叶挺内心焦急，寝食难安，眼看战机在前，却又无可作为，真难啊，难道自己这个居士，真的不适合当新四军大庙的方丈？
正当叶挺在窗前慨叹唏嘘之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叶挺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抓起话筒，一听是周子昆打来的电话。刚听了几句，叶挺脸色骤变，心头一阵刺痛：有这样的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不及时报告？奥，刚查实，太慢了。立即派人把他们抓回来，带我的卫士班去。武汉大战在即，他们是临阵脱逃，太不像话了，一定要严惩！说完气哼哼地挂上了电话，重重地坐到椅上，脸色一直没有缓和过来。
刚刚成军就发生带枪逃跑事件，三个都还是营团级干部，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对新四军来说，处境再艰难，敌人再猖獗都不可怕，都能想办法对付。内部不团结，军纪涣散，军心动摇却非常危险，他能直接毁掉一支部队。
叶挺深知事件的严重性，立即来到隔壁的作战会议室，下达了三条命令：近期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军部附近所有驻军加强对敌警戒；参谋处三科做好情报搜集分析工作，有情况立即报告。
第2章 逃犯
十天之后。皖南青弋江畔。
清晨，太阳还没有从山那边露出脸膛。从林间飘来的薄雾，混合着江中蒸腾的水汽，如同乳白色的纱帐，轻轻笼罩着章家渡口。临江而建的千脚楼，犹如半浮在空中的楼阁，似乎还没从一夜酣睡中醒来。景色显得有些迷离。
忽然，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打破了四野的寂静，只见从南岸的沙石路上走来了一队新四军，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个个身形健硕，配备的是清一色的驳壳枪，胸前的弹袋塞得鼓鼓的，一看便知这是军中精锐。此时，他们浑身污渍，满脸疲色，显然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而来。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军部侦查科长李志高，瘦高个，二十来岁，同叶道志他们一样，也是从延安派过来的红军长征干部，是个少有的文武全才，深受军部首长器重。这次受命带队一路追踪，终于在景德镇附近的山里成功抓获携枪逃跑的叶首志等人，现正押回云岭军部复命。
徒手走在队伍中间的两个人，便是这次被抓回的两个逃兵。走在靠后一点的是军部特务营参谋徐长胜，是叶首志的同乡，两人年龄相仿，都不到三十岁。徐长胜长得粗壮，性情直爽，打起仗来不要命，是四方面军有名的“拼命三郎”。进延安抗大学习前任红31军副团长，来新四军之后安排在特务营当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整天不是训练就是站岗，捞不到带兵打仗，徐长胜心里本已不爽。又看到自己原来的师长叶首志分到二支队第四团当了个副团长，职务降了好几级。原是团长的陈五和分到干训班当上一个只能耍耍嘴皮子的教员，其他同来的红四军干部也没有受到重用，心里更是窝火。
徐长胜是个直肠子，背地里同陈五和他们嘀咕此事，很为叶师长打抱不平。不料想，他们的牢骚话落入别人耳中，又加油添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