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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古人对数字记载喜欢略微夸大成整数，什么百炼成钢rì行百里一跃千里，不仅好听也好看，但实际数字中有很大的水分，再加上山路蜿蜒崎岖，一百里山路实际直线距离搞不好才十公里，家谱中所记载的百里很难最终获得具体的方位，但是上面所记载的出发点永宁州附近，也就是古田起义的发源地却至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地理大概信息：
后世的永福县百寿镇以南若干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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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人口成分
（） 邓时锋终于获得到了最想知道的两个信息，一个是现在的年月，一个是具体的地点。虽说得到的这两条信息都只是一个大概而没有完全准确的年月数字以及地点，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得到这些邓时锋已经很满足了。
对于一个后世穿越过来的人，时间、地点这样的信息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能让穿越者获知现在大概的社会环境背景，也能够从中确定自己是否处在历史上即将要发生的一些惨剧中心。人类需求中第一需求是生理需求，在这点上，邓时锋已经利用一同穿越过来的物资和自身的努力做到了；而第二需求就是人身安全！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更何况邓时锋也知道自己算不上是啥君子，自然要躲离危险越远越好。虽说广西在这么多年的改朝换代中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和破坏，但是没有多少并不代表着没有，该做好的准备还是相当需要的。
在获知了这两条重要的信息之后，邓时锋并没有急于发表什么，因为对于覃二他们整个村子，邓时锋还有很多不解之处需要了解。前面邓时锋略微了解了村子里的人员构成，知道这些人出身来源均有不同，在他的追问下，邓时锋对这些人的构成有了更多的了解。
村子里具体有多少人覃二这个领头大哥至今没有一个准数，因为谁都没有干过这样的统计，只能老人大概的告诉邓时锋有五十来户，两百多口人，这和邓时锋在山上观察的数字较为吻合。在人口成分上，这些人并不是都是纯粹的汉族人口，其中因为长时间和汉族接触，在语言、生活习惯上已经很汉化，被称为“熟瑶、熟僮”这样的少数民族也有十户以上。
在各种记载中，对于广西的暴动多为“蛮人”，也就是少数民族作为主体，这和明代zhèng ；fǔ的治理政策有关是主要关键点，但实际上在历次民变中，无法忍受盘剥和压迫的汉族人口参与在里面却几乎没有提及。在广西生活的少数民族中，壮族自然是第一数量群体，而瑶、侗、苗这几个民族也同样是人口大户，反复两百年的桂西的大藤峡起义还有府江起义其民变人群主体就是瑶族。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没有汉族人参与其中，记载于《粤西丛载》中有这么一段：天顺四年，大藤峡义军曾得到藤县汉族人民胡赵成领导的起义队伍的配合作战，烧毁了藤县官署衙门的这些记录是各种史料中极为少见关于汉族人民参与其中的记载。之所以很少有献记载，有可能是书撰者一叶障目，或者是有意而为之……这些事情都已经无法能够考究，但是如果你认为各种少数民族起义中就压根没有底层汉族人的参与……那你就图样图森破了……压迫，可不是因为民族而有优待的！
因此邓时锋这才能够理解，为啥村子里的民族成分会如此混杂，同时这些应该有民族纠葛的人会共同生活在一起，还共同并肩作战御敌其外——因为共同的生存压力和共同的敌人让他们必须抱成团才能活下去。
村子中那些少数民族暂且不说，覃二这些汉族人口里，还有不少当年的军户、匠户。
军户的历史这里就不多累述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减少民众养兵的负担别出心裁的弄了一个军户这样的怪胎出来，在它出生伊始，其优点还是相当多的，也为明朝开国的稳定和扩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军户的弊端也是极为明显的，没用多久，整个明朝的军事作战能力就因为军户内部的腐烂和崩溃就只剩一个空壳架不堪一击，别的地方就不多提，整个广西在明朝建国之初陆续迁徙、收编军户超过十万人（注：不同资料中有称十八万也有称十二万），在永乐年间因为对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战事需要，又陆续迁入大量人口编为相应户籍。这些军户人口因为常年征战有所损失，再加上军户自身制度上对底层军人的剥削导致余下的军士不堪重负而纷纷逃亡，因而卫所官军缺额现象十分严重。（注：军户的利弊与高层对底层的盘剥可自行百度查阅，在这就不多述以免浪费篇幅）
记载于《横州志》卷五中如置于洪武年间的广西驯象卫官兵数量就有这么一段话可以清楚的说明：
“原额旗军五千六百名，分为五所，前后共发来二万一百四十六名”，永乐、宣德年间，“随征交趾，失陷大半”，又因“地近瑶蛮，岁常征调，死亡rì甚，十不存二，……至成化二十三年，仅存六百一十九名，弘治八年存五百四十八名，万历间存马兵军共三百六十八名”。
由此可见，明朝军户的逃亡是极为严重的，正如那句话所述：“十不存二”！甚至还要多的逃亡军户们又到哪去了呢？除了军户之外，还有很多同样过得极为凄苦的匠户们的处境呢？古籍中没有记载，但动动脑子想想就不难想象得到：这些人有些进入大户中贬身为奴以求脱徭役赋税，有些则进入山区里，成为了一些山民；他们进入山区中，不仅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些没有人居住地区的开辟，也有很多进入到少数民族人口生活的区域，给落后的山区带进去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与生活化，并逐渐和少数民族进行接触与交流甚至通婚，最终也许他们融入成为了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但也许也将身边的人变成了熟瑶熟僮甚至是同化成为汉族……这两种情况……你觉得哪一种更多呢？……
村子中的人除了少数民族之外，像覃二老辈人这样的汉族人口当时自然有军户，也有匠户，更有一无所有的贫农甚至是奴隶，这些人再古田起义时跟随起义军一同用暴力述求着自己的生存渴望和心头上的暴虐，而被镇压时，他们明白自己回到原有的户籍身份会有多么的悲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逃难避祸人群中的一员……
搞清楚人口成分并不是邓时锋拍脑门子一热的需要，而是邓时锋需要清楚的了解到这些人之前的身份背景，还有他们的专业特长。朱元璋搞出来的匠户军户对于中国明的发展贡献到底功过如何评价暂且不提，这里要说明的是，军户的后代还是军户，匠户的后代也只能做匠户；在这种一出生便圈死打上人身烙印成为终身职业的户籍制度下，从人xìng角度上来看这种永久户籍制度极为残酷毫无人xìng，可从某种意义上客观的来分析，这种办法至少保证了军、工这两种极为受人墨客贬低看不起的职业有了足够稳定的后备人员……
像覃二这样祖辈军户出身的人，种田虽然不是一把好手，但是打架劈人却是有祖辈遗传的天赋，而像村里孙老头这样的铁匠，至少能帮助村子里解决一些生产工具之类的应急产品。现在的邓时锋是什么都缺，不管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哪怕是烧窑卖炭的对于邓时锋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人才；虽说邓时锋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不过他和他脑海中很多记忆都极为认同一句话：
“用人之长，天下将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将无可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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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田土之争和土官
（） 在稍微清楚村子里的人员成分之后邓时锋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深挖下去，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他们每家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想要在一见面就弄清楚是绝对不现实的，不过如果邓时锋决定要利用起这批人的话……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时间去慢慢完成这些事情。
结束关于成分上的问题，邓时锋很快的便抛出了下一个他很关心的问题——今天袭击村子的那些人是谁？！
说起这些人，覃二和在座的其它人脸sè一下子就变得相当愤怒，即便还没开始叙说这些人的来历，仇恨值便已经迅速的爆表。很快，在这些人你一句我一言的声讨，还有邓时锋脑中历史记忆的补充之下，邓时锋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特殊的环境背景。
首先要提及的是那些袭击者的行为并不是啥私人恩怨，而是明朝时期，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明朝zhèng ；fǔ公开甚至是极力支持的武装夺田行为。
明代广西的农民起义，往往与田土问题密切相关。《怀远县志》史载：“凡大盗，起于官差之扰、田土之争。”一句话便清晰的表述了明朝封建社会后期，广西社会环境农民起义的特点。特别是由于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田土之争”又与民族斗争相联系，具有不同于其他省份的若干特点。
所谓“田土之争”，就是地主与农民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明代广西土地并过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封建官府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占田。明初在广西驻有重兵，用以防范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朱元璋认为：“（广西）溪峒瑶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因此，从洪武六年起，明王朝廷便开始在广西设置一系列的军事镇压机关。除了十个卫所之外还在卫所下面设置超过三十个检巡司。从此以后，一个个军事据点，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广西各地，各重要据点都派军队驻守。据载，洪武、永乐年间，广西官军至十二万”之多。如此众多的官军驻守广西，每年需要大量军炯，而明初在广西由于实行军屯制度，军晌尚可勉强得到解决。到明中叶，据《弘治实录》卷六六记载：军屯破坏，“所领屯田，典卖都尽，”军队“一有调遣，相率逃亡。”到弘治年间，广西官军只剩下一万八千，“且官多庸懦，士多老弱，军政不修，兵威不振。”
明中叶广西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动了明朝廷。规模较大者有大藤峡起义、府江府江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明统治者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为着镇压农民起义，便大量招募士兵，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这种招募来的士兵，又称为耕兵或田兵，由zhèng ；fǔ分与土地、耕牛、农具和种子，实行且耕且守。而这些耕兵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明朝统治者采用武装占田的手段从农民那里强夺来的。
明统治者首先把起义地区的土地称为“贼田”，实行武装占领，而后分给士兵耕种，使之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掠夺农民上地的有力工具。明统治者的这种武装占田之法，就是采用所谓“以夷攻夷”的手法，把广西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正如《嘉靖实录》卷三一二中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六月明朝廷的巡按御史冯彬在总结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数万，每岁必召募以防贼，不若召募以剿贼，……据其巢，耕共土”；又说“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无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胜矣。”
在侵占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强占少数民族耕作的田地，对一些底层汉族人口的土地也没放过，因此加剧了广西民间的矛盾，明统治者在广西流官地区实行的武装占田，应该说是造成明代广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发生的根原因。
明王朝的统治着都已经公开赞许这种武装占田的方法来统治广西，有了高层的授意和撑腰，那么下面的人在武装夺田上更是有恃无恐干得极为卖力。而在执行过程中，官府是牵头者，执行上，则是由各地方的地主、大户人家以及土官为主要执行者，这些人由于身份特殊，和官府利益勾结较为深入，在执行中往往可以获得到利益的大头，因此在武装夺田的过程中均能找到他们的身影，而这其中，土官更是极力冲在前面的先锋队。
土官是从宋朝形成的，而明代于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土司（土官），由该族上层分子担任，按等级分宣慰使、宣抚使、按抚使等武职及土知府、土知县等职，由子孙世袭。统治王朝承认土官在当地的实际统治权，并承认其具有私兵的权利，但国家一旦需要平叛、对外征战时土官必须要为统治王朝效力。这种羁縻制度自从宋朝形成并且完善后，明朝将羁縻制度发挥的更加充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