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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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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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方面是国民性的改变,至于个人方面,则是素质的改变。个体素质的改变同样是困难的,所以鲁迅由来反对“突变”之说,虽然也不排除改变的可能性。精神结构有两个层次,一是人性和阶级性,一是意识与无意识。人性借阶级性而表现,但阶级性并不能代表人性,就像鲁迅说的,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阶级意识这东西,也不足以代表全部意识,更不要说无意识。因此必须弄清楚,所谓的“革命文学”,到底要求个人改变的是哪些成分,所谓世界观的改造,是否意味着以阶级性摧毁共同的人性,摧毁所有个人在内心建构的隐蔽王国?在中国,批判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文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知识分子就算小资产阶级吗?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都算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范畴吗?对此,鲁迅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他说:“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他是反对贴这种阶级标签的,因为这类标签,不但于文学没有助益,反而帮了专制者的忙,增加对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压迫。
创造社与新月社——通过梁实秋——对鲁迅的论争,从左右两翼完善了鲁迅的文学思想。梁实秋唯人性论,精英文化主义;革命文学家则唯阶级论,代表“普罗(无产阶级)大众”。到了左联以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有苏联的影响,政治宣传的实际需要,但是,同时也是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延续。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唱高调的“彻底”论者,基本上重复了创造社的理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说话作文,越俗越好。鲁迅认为,这种倾向发展开来,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他指出,文艺不能设法俯就,这样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取悦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赞成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但并非全都如此。现在只是为大众能普遍鉴赏文艺的时代做准备,所以说,“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
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然后偃旗息鼓。临到最后,革命文学家的理论在一个长于论辩的好斗者的面前,成了强弩之末;党组织从内部进行干预,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在环境最险恶的时候,鲁迅还说要“硬唱凯歌”,这种由对方首先休战的结局,当然让他感到快意。他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但是很快地,鲁迅就同革命文学家们走到同一个营垒中来了,这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各式人物有各式说法,一说是投降中共,说是为中共所利用,一说是领袖欲,诸多解说,妄加猜测而已。鲁迅本人在左联成立的当月,有信致章廷谦,其中做“人梯”的自白,博大仁厚,诚挚感人。然而,他一面甘于被进步青年所利用,一面又对结盟的青年表示不信任。这才是事实的本相。即使成了“战友”,他也不忘重提这次“革命文学”的战事,且同样以令人不愉快的批判的态度出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如此,甚至到了“两个口号”论争时,也都仍然如此。鲁迅所以重视这次论战,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革命文学家”的左倾理论,文化组织的宗派色彩,运动式围剿式的论争方式,是最容易发生,而且十分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反动;因此,鲁迅的斗争,实际上带有保卫五四精神——一场现代启蒙思想运动的斗争成果的意义。
1942年,毛泽东在战时延安作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文艺的纲领性的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派的观点,以及左联时期左翼批评家关于“大众化”的讨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等一些激进观点的整合。其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即宣传的观点,政治第一的观点,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观点,改造世界观的观点,都直接来源于这场论争,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更系统的整理,更明确的阐述,更带权威性的发挥。“革命文学家”的观点所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是必然的,为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位政治家需要把文艺工具化,武器化,甚至把文艺家工具化和武器化。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专门论述了所谓“《讲话》的构想和鲁迅的构想”问题。通过比较,他认为,两者是不同的。 
                  
 1。胡适与“人权”
 国民党政府的成立,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整体政治文化格局。正如齐格蒙·鲍曼说的,“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既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从这时候开始,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在维护还是对抗强权统治,加强还是削弱政府的力量这一基本主题下展开。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旨在破坏偶像,提倡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一时间,几乎使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变做了激进主义者,但是,以陈独秀和胡适的个人行为为标志的内部分化很快出现了。陈独秀开始组党,按照“民主”的思路,试图发动和掌握多数。胡适一则踱进研究室,发扬“科学”,“整理国故”;一则创办《努力》周报,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胡适的好友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倾向于维持现实政治,这批基本上由学者教授组成的撰稿人,在###面前竟然压制学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顽固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以梅先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与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在知识界影响日渐扩大的“现代评论”派在维护传统、权威、秩序的前提之下,变得一致起来。这批人物都是有着共同的留学欧美的文化背景,被后来的学界尊之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要求的惟是受政府保护的、规范的、有限的自由。
还在北伐战争进行途中,国民革命的势力日渐壮大的时候,现代评论派即开始移师南下。鲁迅最早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批对政治权力怀有兴趣的人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党治与民治》、《党治与舆论》、《党治的铁律》、《国民党目下的机会》等文,赞成清党,赞成国民党的“舆论一律”,表示效忠于新政府,做政府的“诤臣”。至于胡适,他倾向国民党政府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如朝见末代皇帝溥仪,参加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在与政府的合作问题上与现代评论派引为同调,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转向在人格上思想上的基础。1925年南下时,他也曾在政治上有过亲俄和亲南方集团的表示,而这时,对五四的阐释也从反传统的个人立场转向强调“民族”和“传统”的方面。周作人曾经指出过,胡适对于清党的态度是保持“当世明哲”的身份,而对杀人“视若无睹”。胡适则说,国民党的清党行为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支持,新政府“是站得住的”;而有了他们的道义力量的支持,政府便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1928年,他到了南京,发现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为国民党所用,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从此,他和他的朋友们致力于加强国家权力的建设,宪政建设,恢复和巩固为五四所破坏的实际上已经变得松弛了的统一的旧秩序。
知识与权力的重新结盟,开始时不免有点暧昧;1929年,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由胡适带头,以《新月》杂志为中枢而发动的所谓“人权运动”。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突然兵戎相见了。
大约胡适觉得连他要的“一点点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特别在三月下旬,上海特别市代表、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在报上刊出以后,他随即给老友、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信,另将信稿写给国闻通讯社,被检查者扣留,于是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算是带头发难。文章开始便质疑4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的关于保障人权的命令,指出命令中所规定的“自由”是不明确的,所谓“依法”是不具体的,而且政府或党部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有“很重要的缺点”。他建议,必须制定宪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同期还刊出罗隆基的《专家政治》,强调说,“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接着,《新月》第三号以头条发表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在第四号上面,胡适又发表了两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和《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此外,还刊登了胡适和汪羽军、诸青来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文章。胡适在文章中把国民党的“根本大错误”引向孙中山,再三强调“约法”与“专家政治”,咄咄逼人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到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他要的是专家治理“党国”,而这批议政的专家,显然已经站在政府的门槛外边了。
文人的这种不顾体面的挑衅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当局一方面由宣传机关组织御用文人反击,一方面通过党部向胡适直接施压。8月至9月间,上海特别市党部接连开会,通过决议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全国许多省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地的党部先后呈请中央,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中央有关部门及政府也都向胡适发出警告,###部长蒋梦麟于10月4日签署了###训令寄给胡适。胡适也不买账,随即将部令退回。继《新月》第四号遭到查禁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亲自挂帅,集中人马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大报批驳胡适,另外还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同人进行了还击,刊物第五号发表罗隆基的长文《论人权》,六、七号合刊上还刊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以及《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等,文章更为集中,措词也更为激烈。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胡适亲自作序,交新月书店出版。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密令,查禁并焚毁《新月》六七号合刊;5月3日,上海市党部又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罗隆基于11月4日被捕,胡适则在辞去中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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