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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皇帝的另一面（2）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的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再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皇权在高度集权下的体制下的畸形发展，说到底了，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太监个人能力来决定的。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远有太祖临朝杀尽功臣的前事，近有建朝以来第一权臣张居正死后的其派系的迅速败落，都是臣子斗胆撼动皇权的样本。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即使如此，这些也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名声，连他的敌人都不愿意把更多过分的言词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为十七岁那年清算魏忠贤这件事过于大快人心，人们对这位屡犯错误又从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甚至在面对着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显的蠢事时，依然没有太多的苛责。即使明亡之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亡国之人，但非亡国之君。”这是他评价自己的话，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历史同样有另一种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抛开这些溢美之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开始成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关于他的行为评价，自这个阶段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极端。
在史官们笔下，这个人一方面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另一方面却又“用非其人，益以愤事” ，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最搞笑的是，他当年因清算巨宦魏忠贤而被世人称道，到后期却又“复信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明史》），使前后行事判若两人。
在他执政十七年里，明朝看不到一点中兴之路的政绩。曾经坚如磐石的中兴梦想真的成了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这个巨大的泡沫后，人们看到的不光是梦想的破碎，还有苦难的来临。在他的领导下，非但百姓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各级官吏更苦不堪言，被他迁怒撤职，或是当替罪羊杀掉、入狱、灭门的官吏数不胜数，其中被冤杀的占了大多数。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些一度举双手欢迎他登上高位的清流们，发现自己这次依然跟错了主子。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杀掉了明朝唯一可以与满清抗衡的大将军袁崇焕，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并直接造成了辽东大片土地的流失。
励志皇帝的另一面（3）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崇祯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了。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这位幻梦少年，突然变成了昏君。与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祯虽然有些许好名声，但实际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倒霉的是，他还背上了亡国的罪名，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
几百年来，对崇祯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孰是孰非，探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效的了解一###四年前后明王朝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崇祯，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权化不断泯灭人性与理性，最后产生的恶果也直接导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祯在登基以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明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在高度膨胀后的必然归宿。崇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皇帝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式的规律——愈要集权，愈要溃败。
有多少债可以重来（1）
十七岁的崇祯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并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到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弟弟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除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还有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明白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并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恶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而是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政策，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且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运。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重视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与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加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待（因为当时朱常洛有两个妃子，一在东宫，一在西宫，都姓李，故而这两人被称为东李西李，这位选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后，这位西李不愿搬出正宫（即皇后有资格居住的乾清宫），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当年郑贵妃专权旧事，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在东林党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将西李驱出乾清宫，移到了宫女居住的鸾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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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债可以重来（2）
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暧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这三大案之后，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格局，朝政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始终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党争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党争的最直接后果，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后来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醒悟”，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即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哄哄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这种厌恶与回避其实在崇祯身上也有，后面我们会提到。其实神宗也是如此，他后期如此的厌烦张居正，其实是厌烦整个文官集团，以至于最后竟然几十年不上朝。他们爷孙几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在这一点竟然惊人地相似，这不能不体现出明朝政治中极为令人不安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后宫深处，做木匠活去了。天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比万历还要低调，但这对于一个最高政治决策者来说，绝非好事，由此，大权旁落于司礼太监魏忠贤之手。在这时，党争的阵营出现了变化，几乎完全呈二元对立的状态——即，亲魏势力与反魏势力。这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内部的腐烂愈加深重。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