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敢于向老将挑战的著名典型柴春泽也在1978年4月锒铛入狱。9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柴春泽同样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与此同时，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重点对象。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召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集中揭批他“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当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曾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接受批斗时的神态。以后，他被当作江青集团在云南的亲信和代理人受到关押审查。
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些知青典型均被当作“四人帮”的亲信和爪牙，按敌我矛盾作了处理。但在以后年代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各不相同：吴献忠入狱有年，因牢房条件太差，几乎瘫痪。出狱后分配到锦州市农业研究所工作，与一位比自己年轻的农村青年结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则较为幸运。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后来留在云南沾益的一个煤矿工作，从此销声匿迹。最富戏剧色彩的还是柴春泽命运的大起大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手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出面，提出对“###”中犯过错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让他们重新工作。接着，各省开始落实对知青典型的政策。这时，赤峰市所在的昭盟已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了柴的问题，认为他不够“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于1979年12月宣布“无罪释放”。接着，他被恢复了党籍，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当时逮捕他是错误的，给予###。1982年他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当时，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后来进入兴城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终日忙于工作，还学电脑，搞经营，事业上有声有色。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事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再纠缠这些知青典型误入歧途时的个人责任，而会更多地探究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显然，将这些青年人陷入政治泥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四人帮”的教唆还是远远不够的。“###”本身不就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颠倒是非的运动吗？###十大制定的党章里不是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反潮流”的内容吗？再进一步讲，这些青年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与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受的政治灌输又何尝没有联系？我们不妨以吴献忠为例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典型人物的归宿（3）
根据“###”中有关她的事迹的报道，可知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女青年在读小学时曾经雅好文艺，当时的憧憬是将来成为歌舞演员。小学毕业时获得全优成绩，于是放弃当演员的初衷，立志上大学。“###”中，她曾怀着忏悔的心情忆及当年的志向，认为这是“由于旧学校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熏染”，同时以感激涕零的语气回顾60年代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认为正是那场运动的冲击，使她头脑中关于上大学，即“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的错误思想消失殆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时，这个工人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前途的最佳路径，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接着，她以“闹而优”的战绩在同辈人中显山露水，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红代会主任，成为全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吴献忠，《当一辈子农民开创一代新风》，《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吴献忠下乡以前的成长轨迹，循着这条轨迹，才能把握她日后在政治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来龙去脉。总之，脱离“###”的特定政治背景，脱离“###”前政治教育的偏颇，也就不可能理清一些知青典型之所以堕入政治深渊的头绪。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3年多。经历10个月的批斗审查后，1977年11月14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典型人物的归宿（4）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李庆霖服刑时因“有悔改表现”，先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再减为八年。今已出狱。徐志耕《是是非非李庆霖》（载《雨花》1994年5期）一文，为全面了解李庆霖其人其事，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可参考。。
（二）为知青典型落实政策
除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经“四人帮”及其亲信赏识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样板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也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如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中在极左势力的影响教唆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仍长期未予解脱。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信，均无下文。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入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龚晓村：《杜家山的梦》，《中国妇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典型人物的归宿（5）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