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自己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谈，也许能解决问题”。
到了报社，读者来件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我。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把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验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
三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
我拿着这封介绍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长接洽。”
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的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
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织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
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都安不下来……
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杨明汉：《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年第10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年4月14日。
1954年11月，他的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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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可行的道路（1）
在这场运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1956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农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
截至1954年10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77000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78％。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000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685％。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学生。
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他工作的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64％），旅大市达到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约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对于1954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4750人，回乡务农的有68776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15万余人，另有13000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1953年、1954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700余人《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17日。；山西朔县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30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52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7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6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高小毕业生有34000名，其中24400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总之，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一条可行的道路（2）
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毕业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1955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17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290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1954年毕业的3000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干部的有783人，还有1335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10余万农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户计，全县应建4000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计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20000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年参加农业生产的3892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3789名，其中任社主任的9名，任互助组长的64名，任会计、记账员的1789名；山东省荣成县的198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103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就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回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的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化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们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二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第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不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乡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员，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工作。 。 想看书来
一条可行的道路（3）
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人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
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纠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县鹿家庄的5个高小毕业生谈到：
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5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点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