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何况发动这场运动的办法，只能是动员而不能是强迫，动员当然就是指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党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传统观念的宣战。这是一场艰苦的企图改变人性的战斗。宣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就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阶段。
宣传动员采取如下几个形式：
第一是大造社会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报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并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感召力的）以写公开信、到学校等处与学生座谈并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表示欢迎《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等纷纷写信给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欢迎他们从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人民日报》，1954年6月3日。，这些都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当时的宣传有这样几个要点：
1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劳动在今天社会中有崇高的荣誉，只有参加劳动才算找到了出路，才有发展的前途。即使升了学，也只是为将来更好地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应该克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不能人人都只想当专家，要知道专家也要从实践中锻炼出来。
2工业劳动重要，农业劳动同样重要，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我国的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而工业生产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只占很小成分。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决定了绝大多数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这一现实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
3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批判那种认为当农民学的文化知识就没有用了、农业劳动又脏又累等错误思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5）
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层层下达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这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步骤。其具体措施，一般是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和安置工作，尤其是要当成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不要像有些地方那样，从防范中小学生不闹事不出乱子着眼，看成临时性的突击任务，甚至像有些地方那样应付一下就放弃，而是要真正重视起来。其具体做法，我们可以拿当年被作为先进经验进行广泛宣传的《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
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1953年7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的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年4月19日。。其三，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长，包括部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和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
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推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二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情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三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19个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学习班做法的先声。
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年8月18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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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1）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他》，《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榜样的力量（2）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17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