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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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足迹（1）
三“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老三届”的足迹（2）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至等同纤尘，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集体的化身，也就是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无保留地让渡给了集体的最高代表——神一样被尊奉的最高领袖。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四六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外如清华附中预科班学生于1965年10月28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鼓吹：“对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学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 最好的txt下载网
“老三届”的足迹（3）
一年后“###”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前后衔接的这两场运动，在内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它们都是以“老三届”学生为主体，并以若干激进学生领袖为先导的，所以不难发现两者间在指导思想、动员口号乃至行为方式上的雷同。
在红卫兵运动中，与“造反有理”相辉映的口号，始终是“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这些口号，无不脱胎于“###”前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无独有偶，当“老三届”中另一拨激进学生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时，在他们高高擎起的旗帜上，书写着同样的口号。这反映出“老三届”学生一以贯之的思想。曲折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誓词中，就有“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他们行抵目的地后，在致同学的信中又提出：“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作插向修正主义肺腑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改变全蒙面貌。”《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区区十个人的先遣队，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在后人眼里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尝不是当年青年学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1967年底，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波及中蒙边界。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感染到这种气氛，从而赋予上山下乡以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举动将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口吻宣布：“草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国、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与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的思想也如出一辙。
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曾是青年学生投身于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动机。自60年代初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包括文化、###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所谓“###”、“亡国”、“资本主义复辟”等耸人听闻的警语不再被看成是无稽之谈。“###”的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青年学生以为，身体力行捍卫革命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当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踏上漫漫征途时，头脑中萦绕的仍是这个念头。如火如荼的批斗“党内走资派”狂潮，显然强化了他们的“反修防修”意识和责任感。既然连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们都成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对没有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