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于安置工作的问题，应按###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安置工作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三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此通知可在农村和城镇张贴。
这一通告与差不多同时发出的要求外出串连的学校师生返校参加军训和“复课闹革命”等措施一起，表示了中央决定将这场运动限制到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秩序的意愿。点火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能再让火漫无边际地乱烧下去了。
北京的军管会宣布了一批非法组织的名单，一个全国性知青组织也被列入其中，这标志着对知青组织采取行动的正式开始。
在上海，通知下达的第二天，市革命委员会就对该市的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组织发出了紧急通告，要求凡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的单独组织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的联络站应立即停止活动，并要求有关单位停止对这些组织的物质、资金供应。从即日起，清查这些组织的所有财产和资金。其银行存款也由人民银行冻结，停止支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取缔了“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等组织。知青的返城活动，由此进入低谷。
在自上而下严厉###知青组织的同时，各地都着手进行了遣返知青回农村和边疆的工作。2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以通栏大标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刊载了黑龙江“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上海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山东单县谢集公社56名知识青年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
煽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地离开生产岗位，涌到城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这一阴谋诡计已经被彻底揭穿了，许多受蒙蔽的知识青年坚决表示：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革命造反派应当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当前，农村的无产阶级###正在蓬勃兴起，春耕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在这关键时刻，知识青年更应该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守岗位，坚持战斗。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
1月底，上海市曾举行了成立华东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委员会的誓师大会。据说，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下达之后，该组织即宣布撤销设在上海及华东各地的全部机构，以便使其人员一个不留地返回农村。自2月起，在沪的华东地区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农村的已达8000多人。其中如上海农业建设队和黄山茶林场等地有1000余名知青返回。此外，据《文汇报》报道，自2月中旬起支疆青年中也有人开始陆续返回新疆。如2月16日，闸北区的天目西路和汉中两个街道就欢送了5个回疆青年；20日，南市区也有5个青年回疆。3月5日，南汇区140名支疆返沪青年从上海起程，他们都是1966年才从上海赴疆的。仅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就可看出，实际返疆的青年是微乎其微的。
四川省动手较晚，3月2日，该省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提出，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所有农业劳动力，都要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开。3月15日，该省又以生产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动员目前尚在外地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迅速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尚在外地、外单位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3月20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无产阶级###和学习、生产劳动；二、要求各级生产委员会、各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各接待单位，对目前尚未返回本单位的上述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地向他们宣传###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三、交通运输部门应妥善安排运力，帮助旅程较远的上述人员解决乘车乘船问题《四川日报》，1967年3月15日。。”
从这一通告也可看出，该省对知青采取的措施并未如上海那样严厉，事实上，当时全国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还有许多省市，甚至连四川这样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做。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
1967年春季到夏季，“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各地日益升级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大多数知青仍然滞留在城市，也有些曾迫于年初的形势而返回农村，但从当时几乎空无一物的报纸上也透露出，农村的混乱使他们无法立足，有的知识青年一返回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有的被取消了自留地和口粮，他们只有再次回城这一条路。在上海、四川等城市，有部分社会青年“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在市内安排了工作，更引起不少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很多城市中的知青组织本来就未因一次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而得到彻底清理，至此就又一次趋向活跃了。据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6月29日向国务院的报告：“5月以来，下乡青年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在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7月份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中央再次采取了行动。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这是“###”期间中央关于知青问题所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社论，它表明了，尽管“文化革命”已经将“###”前17年的几乎一切方针政策都予以了否定，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刘少奇确实插手甚多的政策，却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使已经下乡，并将这次“###”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的“老知青”，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篇社论首先赞扬知青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然后进入正题：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散布大量毒素，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到处封官许愿……他们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特别恶毒的是挑拨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
文章敦促一切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文章还教导知识青年说，应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些人回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应该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他们，绝不许走资派经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
社论发表之后，再无任何知青组织和个人敢于公然提出回城要求了。
中央继续行动。10月8日，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解散设在城镇的知青团体和联络点，不准城市的群众组织接收知青为成员。同时，这个通知也要求各地改变对知青的恶劣态度，强调下乡知青与当地社员、工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得降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得对他们进行打击###，也不得将他们赶回城镇。在秋收时一定要安排好知青的口粮，对他们的住房也应予以适当解决。
各地对中央这一精神立即作出响应。9月8日，江苏省军管会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动员逗留城镇的下乡、支边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返回农村、边疆的通知》《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0月8日的中央文件下达后，四川省则由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出面，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宜宾、凉山、自贡等11个专区、州、市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代表，讨论贯彻###中央10月8日紧急通知的精神，动员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要求各地对知青不得歧视，不得压低工分，不得因观点分歧而刁难、###或撵知青回城镇，还强调知青即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应返回农村，就地###。会议发出了《给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一开始，就有知青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也有一些知青已经“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公开信将这些账都算在了四川省委和李井泉身上。同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强调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对返城知青问题，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说，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为了将青年尽快动员回边疆和农村，在1967年，上海等地的接待单位曾采取过为支疆青年代购直达车船票的办法见《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的职工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问题给上海市革委会后勤组的复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直达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1967年2月27日。”，结果有的知青钻了这个空子，或利用公费多次往返于新疆和上海之间，或将车船票私自倒卖，然后仍然滞留上海。还有的以为在新疆的同伴带东西为名，骗取支边青年家长的财物。因此到1967年11月，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各地都停止了这种做法，要求返疆知青凡能自己解决的，一律自己解决。
知青的返城行动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失败了。即使有的组织还不肯立刻解散，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但是，在社会仍处于大###的形势下，任何通告也不可能真正奏效，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立刻返乡。直至1967年底，当“###”期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开始酝酿上山下乡的时候，仍有不少“###”前的老知青在城市游荡，他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农村。如上海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干部称：“我们街道前几年中支边青年受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不少人返回上海，至今不归，有的人已经成了十足的逍遥派”。这些知青自己，则有的仍不服气：“动员我们支援新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想再拖拖看，“我们是要回去的，但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还有的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