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分，1961年挣了800分，1962年就挣到2700分了。他已打算能考上就升学，考不上就安心劳动。有的青年要求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党支部同意了，说，学就学吧，不叫学也不安心干。学了一个多月，有的知青看挣分太少，又上全班了。党支部认为，只要家庭同意，就该支持，考不上，过一两年自然就会安下心来《关于古家子大队知识青年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
这个大队党支部对于青年虽然谈不上进行教育，但还是非常宽容的。还有更多社队干部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那些地区的回乡知青，处境还要更糟。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知青的家庭出身问题及其这一问题对他们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这里还有必要对家在农村的地富子女的处境问题特别提上一句。当时的“黑五类”所指为“地富反坏右”而“地富”居其首，50年代时他们能否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曾成为过一个问题，60年代尤其是“四清”之后，他们的处境之恶劣已不难想像，如果说在“###”前的大中城市，对待这些子女，尚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多少进行一些约束的话，那么在农村中，就连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约束也没有了。
60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20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1984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41岁。
钱宗仁一生行迹，我们这里不拟多费篇幅，只想根据钱宗仁的自述和几篇曾公开发表过的证明文件，叙述他当年不得入学的经过，这些出自当事人之手的文件，应该是基本可信的上述材料均见于朱正编：《不要忘记钱宗仁》，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钱宗仁于1962年第一次报考大学，据他在《冤屈集一身，丹心有谁识——一个自学青年的经历自述》中回忆：“我的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中。清华大学录取小组正准备录取我，王寿松（注：钱所在的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赶到招生办公室，将我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最终被淘汰。”
回乡知青的处境（6）
1963年他再次参加高考，据证明材料：
湘乡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焦仲付（1983年3月22日）：“（钱宗仁）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该员8月份接到通知后，9月即应入学，由于该大队已开展面上四清，蹲点的公社副书记×××即向该大队的干部打招呼，不让签发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因该员家庭出身富农，钱再三请求，未予解决，只好空手赴哈工大……”
浒洲大队（1982年3月31日）：“钱宗仁住我大队第二生产队，富农成分，本人系地富子女，于1962年在湘乡二中高中部毕业，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我地正在开展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由于当时极左路线影响，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四清工作队认为，地富子女不能上大学，加之其父钱福乔那时表现不好，所以就未发迁移证，拒绝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三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但一经讨论，觉得不对，说他若上成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害得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准备了几个月，没有拿到准考证。”
钱宗仁由于学习成绩特别出色，曾深得教师和一些干部的同情，所以才会有考取大学再被退回等一系列波折，至于一般地富子女，早在学校政审那一关，基本上就已经以“不宜录取”为由而被淘汰出局了。
在学校的青年对于未来多少会抱有憧憬和希望，回到农村便一切终成泡影。“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是被当地干部和农民与地富同等看待的。有些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抱怨说，回乡后，当地不让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有的队干部只让他们参加地富分子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向团报写信反映说，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因此而十分苦恼。湖南衡阳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我想不通，因为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要求》，《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一度盲目外流，回乡后别人分全年口粮260斤，小片荒地补助粮40斤，只给他190斤。一次他下地干活，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他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在社员大会上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由于对出路感到茫然，也有知青铤而走险。如1961年10月，湖北鄂城太和柯家地区曾破获一个“中国###党太和地区###司令部”，成员20名中，就有青年19人，其中有9名是回乡知青。
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委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提到，回乡知青中“已有少数人搞投机倒把，和反革命分子瞎胡混，参加或组织反动组织。在知青中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反革命分子”。《###广西自治区省委关于召开全区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请示报告》，《团的情况》，1963年第14期。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回乡知青的工作，但在强调阶级斗争、扼杀农民一切发家致富积极性和个人创造性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回乡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现实是无法扭转的。
1964年以后，为动员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将下乡知青的一切都由国家包办起来，诸如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等，回乡知青则都与此无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知青造成不小的影响。下乡知青虽已离开城市，却仍认为国家应该为他们负责，而回乡的农民子弟，却从此成为彻底的农民，同是下乡，感觉上却低人一等，这也导致回乡知青与下到当地的城市知青的矛盾。尤其是80年代末国家做出凡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的规定之后，那些最终因升学、当兵等途径，凭借自己不懈努力而成为城里人的回乡知青们，却因自己当年是农民而不能与下乡知青一样计算下乡的工龄，他们往往比同龄、同届的同事们在工龄上少出几年，并因此在福利补助、提职晋级和分配住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吃亏，他们会不满地发问：我们哪一点不如你们？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的确，人们在谈到五六十年代因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时，往往忽视了工农之间，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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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爆发。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突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当“###”前的几乎一切制度，尤其是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切制度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被打倒之后，唯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却从整体上被肯定下来。
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少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
一余波
“###”狂飙于1966年6月份的突起，并未使国家一切工作的运行立即中断，在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来说，由于1966年的安置计划在上半年迄未达标，所以一度反而十分抓紧，尤其是刚刚着手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一直在各大城市积极地进行着招收知青的工作。
不仅在受“###”大潮波及较晚较少的地区，原有的知青安置工作还在按照惯性延续，即使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组建华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还在进行。“###”的爆发一度使青年的革命狂热发展到极致，也曾将知青安置工作推上一个高潮，虽然这个高潮为时极其短暂，但也足以改变几万人一生的命运了。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甘肃农建师屯垦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在“###”爆发的6月，就有600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让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回击反革命黑帮的罪行”《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天津日报》，1966年6月11日。。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十三师。当月，还有800多名知青前往新疆。7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从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小的年仅十四五岁。到此时为止，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10500人《天津日报》，1966年8月2日。。直到12月，仍有一批天津知青被送往甘肃，其中以社会青年居多。
1966年夏季，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从城市“遣返回乡”。他们的子弟，有的跟随父母下乡，也有的则被红卫兵以“上山下乡”为借口，从城市清理出去。如广州市就曾在这一年的9月将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农村，这批人后来还以他们下乡的时间为名，成立了一个叫“66—9”的造反组织。北京则于是年将清河、团河、天堂河等劳改农场的4400多人迁往新疆，其中有劳教所的少年犯800多人，这与广州下乡青年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是相同的。这是“###”初始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上山下乡形式，其中与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从全国范围来看，为数颇巨，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此后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混乱，被“揪出来”的干部和群众也越来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愿下乡，是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还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挨整的青年渴望换一个环境，在农村或边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当年11月动员几千名社会青年前往新组建的华北建设兵团时，就有不少青年抱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到山西以后（华北建设兵团最初设在山西北部）环境相对于北京，的确平静得多。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持续到1966年底，在9月到10月之间，有为数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县的新海、东方红、红旗等国营农场。此外，河南省于1966年11月也动员了一批知青去西藏军区的军垦农场。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已经开始，原来的下乡知青已经开始波动，其中一部分已经动身返城了。
这是“###”前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余波，它最终平息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夺权导致各级党政机构职能的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办公室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返城风潮（1）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