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故事- 第4部分

最好的试验样本
J·G·莫伊伦在1875－1895年期间任感化院检查员。他在其报告中讲到“罪犯是最好的试验样本，因为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任何意愿……监狱内部就是一个供卫生、教育、身体和道德改造等各种新计划进行试验的大剧场。”当时，他可能一直在想着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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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主题：罪犯是病人
到20世纪初，罪犯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赎罪的罪人，而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在20世纪，有关皇家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反映刑罚学中的这一新主题。191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呼吁“对个人进行仔细和科学的研究。”监狱不能再像工厂那样开办，把人体材料处理成可互换的部件。
　　当然，在加拿大矫正制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犯罪率的波动、经济的压抑、变换的政治优先考虑和管理问题干扰了值得向往的计划的实施。
　　刑罚改革家们和刑罚当局看问题并不总是一致。刑罚改革家们的首要关切是帮助囚犯；监狱长们关心的首先是维持秩序。
　　1924年，感化院主管W·S·休斯在其报告中指出：“感化院中囚犯的治疗继续是一个争论的主题；多以百计的对犯罪一知半解、对罪犯一无所知的人仍然继续提供建议或者要求治疗罪犯。对于这些被定罪者来说，最为幸运的是尝试感化院很少这些未经试验的建议。”
　　改变是缓慢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拿大开始了囚犯分类计划、专门的少年设施、综合的工业农场体制和关于善行减免和假释的规定。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一股经济犯罪浪潮，特别是失业青年人中的经济犯罪特别严重。1929年，感化院中关押了2769人；1933年上升到4587人，增加了66％。
　　当局对犯罪和罪犯采取了一种强硬路线。改造一度再次服从于镇压。罪犯被赶向绝望的程度。在D·M·奥蒙德将军作为感化院主管的军事统治时期，发生了20起暴动和其他一些形式的骚乱。所有7所感化院都饱受混乱困扰，包括殴打、枪击和枪杀等。
　　

分水岭报告：阿香博委员会
暴力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并且成了1938年阿香博委员会产生的催化剂。该委员会的报告是现代加拿大矫正改革的分水岭。它的88条建议几乎囊括了矫正制度的每一方面。报告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很有影响。
　　报告的主题是改革不能受到惩罚的影响。矫正制度的目标首先应当是预防犯罪，其次是康复罪犯，最后是努力阻止惯犯。
　　委员们对几乎完全没有康复计划感到悲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教育、娱乐和工作计划，提高女犯待遇，改革假释和缓刑制度，改善释放后服务，进行行政重组和改善分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公众对监狱改革的兴趣。阿香博报告的执行被暂时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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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从1946年－1960年，陆军少将拉尔夫·吉布森担任矫正局的局长。在他任职期间，机构的数量从7个增加到了15个。1947年，矫正机构引进了心理学服务。1958年，矫正局雇用了第一个专职精神病学家。随着1952年在金斯敦建立了考尔德伍德感化院职工学院的建立，推动了对职员的培训。
　　在阿香博报告出台之后的30年里，感化院制度继续经受有关皇家委员会、政府委员会和私营机构的审查。这些机构的报告很少质疑最初的感化院理想：改造。它们对绝大多数罪犯会在监狱中获得改造持乐观态度。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官方对改造态度的一致产生了一些裂缝。在1969年的奥伊米特报告中，委员们断定最可能获得改造的罪犯在监狱之外也可能表现很好。
　　到1970年——34个机构
　　到1985年——62个机构
　　—项新的建筑计划开始了。到1970年，机构的数量达到了34个。感化院被分为最低警戒程度、中等警戒程度和最高警戒程度机构三个类型。对感化院的分类使当局获得了将不同类型罪犯进行分类隔离的机会，并因此使得在制定适当计划方面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最低警戒程度的监狱并不要求旧感化院那种军事纪律。
　　顽固的罪犯是另一回事了。被认为不可改造的罪犯估计占3％。1968年，第一个“超高警戒程度”机构在魁北克的拉瓦尔建成了，关押能力为140名罪犯。这种机构的概念立即引起了争议。
　　

对许多治疗进行了试验
加拿大感化院的“精神病学”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初。几乎能够想象到每一种治疗都进行了试验，包括各种精神药物治疗、电击、行为修正、剥夺感觉、周末马拉松，甚至裸体谈心小组。
　　在20世纪70年代，对囚犯们开始以名字称呼，他们能
　　够蓄胡子，甚至可以通过囚犯委员会对监狱条件提意见。
　　1963年，第一个专业机构马特斯奎吸毒者治疗中心建成。1972年，第一个地区精神治疗中心在英属哥伦比亚的阿博茨弗德建成。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将患者沉在一个装满碎冰的浴盆来“治疗”精神病。从那时开始的矫正医学走了很长一段路。
　　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将感化院一些方面的生活人性化的尝试。对囚犯们开始以名字不再以号码称呼。他们的囚服被重新设计以便看起来更像普通服装。他们被允许须胡子和留长发。除这些装扮方面的变化之外，感化院还尝试通过囚犯委员会给囚犯一定程度的自治。
　　1971年，莫尔委员会建议，囚犯在小组环境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康复。囚犯和职员在一起生活的类似家庭环境的“生活单元”产生了。
　　

监狱：最后的手段
1973年，代表内政部观点的文章建议对非暴力罪犯进行转处。作者主张，监狱应当成为最后一种惩罚手段。在这一时期，社区服务令在一些案件中开始代替监禁判决。而且，还对赔偿进行了成功的试验。此外，越来越多的罪犯根据工作和教育释放计划而获得离开监狱的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加拿###律改革委员会的报告说，无论是作为威慑手段还是作为改造手段，监狱都是失败的。这篇报告声称，在被从社会生活中隔离出来的情况下，罪犯不可能得到为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再教育。或者，就像一个囚犯指出的：“你在潜艇里不可能学会开飞机。”
　　1980年，在新文森特姆斯特的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关闭。这一“古老的堡垒”已经矗立了一个多世纪。它的关闭或许是加拿大维多利亚监狱和它们所代表的哲学终结的开端。
　　

感化院建筑体现了现代哲学
在19世纪80年代，当约翰·霍华德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调查监狱时，还没有产生一致的刑罚哲学，也没有产生与众不同的监狱建筑。
　　18世纪的普通看守所、习艺所和教养院都仿造中世纪的医院和修道院，把房间安排在一个空旷的广场周围。绝大多数囚犯都一起工作和睡觉。
　　1722年在吉亨特建造的国家监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它是第一所意图以建筑来促进治疗的大型刑罚机构。这一监狱呈巨大的八角形。每一个角都是一个不规则四边形的单元。每一个单元都完全独立，设有单独的囚室和工作间，二者紧密相连。一个单元关押一种类型的罪犯。
　　这一监狱对19世纪的监狱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所拥有的单独监禁、24小时监视和“防逃”建筑等独居制特色成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感化院的最重要的建筑要素。
　　感化院建筑师们受到建构一种对监狱管理来说完全能够控制的环境的可能性的激励。从1780年至1840年，伦敦改善监狱纪律学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监狱建筑的书籍和宣传册。
　　在这一时期采取三种基本的计划：传统的矩型计划、放射性或称星状计划和圆型计划。
　　

示范监狱
最具影响的圆型监狱倡导者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9世纪头20年里，他顽强地游说英国政府采用他的设计作为示范监狱，以保证“重塑道德，保证健康，鼓励勤奋和传播教诲”。
　　边沁的“圆型监狱”应当能够既可以持续监视囚犯又能够不间断地监视看守人员。“圆型监狱”应当是由铁铸件和玻璃构成的绝对圆型的建筑，周围是一排一排带有栅栏的单人牢房。在中心控制塔内带天窗的看守长办公室和每一间牢房之间用一根通话管连接起来。这样，看守长能够对各个视角和各种声音进行不间断的监视。
　　尽管“圆型监狱”从来没有建成，但是它对许多机构都有启示。各种根据这一基本设计而建造的变体监狱在西班牙、荷兰和美国拔地而起。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半圆形监狱也是根据边沁的观念建造的。
　　放射性的或星状监狱也能够试看守人员从一个中心的有利位置来对各个走廊进行可视检查。这类监狱变成最流行的监狱设计之一。
　　182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切里希尔建造的东部州感化院是第一所放射性监狱，而且也是早期放射性监狱中最著名的一所。
　　

最耗资的公共建筑
切里希尔感化院有7个翼从一个圆型中心大厅放射出来。它关押250个囚犯，耗资50万美元，成为当时北美最昂贵的公共建筑。
　　切里希尔感化院是采取宾夕法尼亚制或称独居制的感化院的样板。在这种制度之下，囚犯们在服刑期间每天被24小时单独监禁。牢房设施齐备，面积较大——米×4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卧室）。每一间牢房都有相连的个人活动小院（米×6米）、单独的供水系统和一个冲水厕所（在当时是很奢侈的）。
　　从经济和人两个方面，都证明独居制是非常昂贵的。因此，这一制度在美国、甚至在宾夕法尼亚被抛弃了。但是，它却成了欧洲的标准体制。切里希尔感化院的设计被许多欧洲国家拷贝了。在加拿大和美国，奥本制或称“沉默制”盛行了。“沉默制”这一术语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囚犯们夜里被单独监禁，但是白天允许他们在一起不出声地工作。
　　

一张床和一个桶
在奥本制式的监狱里，牢房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典型的单人牢房5㎡左右，约为一个小洗手间的面具。唯一的卫生设备是一个桶。
　　加拿大19世纪建造的感化院沿用了基本的奥本制模式。一排一排没有光线和不通风的小囚室在每一层上相互背靠着背，被一条俯瞰中心有利位置的钢质走廊连接起来。在一些感化院里，工作间、礼拜堂和活动院只是公共活动区域。囚犯在他们的牢房里吃饭。
　　金斯敦感化院和类似的监狱被建成最高警戒程度的监狱。这类监狱由石头高墙环绕，设有像炮楼一样的岗楼和加强的大门。最高警戒程度的监狱是封闭式的机构，常常被以“巴士底狱”相称。它们令人可畏的外表意味着将增加其威慑力。英国一个建筑专员委员会总结出当时流行的看法：“一个监狱的外表应当尽可能展示巨大的力量，使心灵感受到一种不快活的空白，预示着等待进到大墙里面的人的是痛苦。”
　　像金斯敦感化院这样不多见的监狱展示的是一种希腊宗教复兴的外观，但是当时最流行的风格是阴沉的城堡式的哥特式建筑。首先，这类机构的宏大规模会使里面的人感到畏惧和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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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狱”
这种宏大的规模一开始就是加拿大感化院制度的特色。金斯敦感化院是当时最大的公共建筑。到19世纪中期，节减逐渐变为监狱管理的核心。大规模监狱的产出更大，而且运转起来更加便宜。金斯敦感化院被扩建了，并建造了新的更大的感化院。这一时期被称为“大监狱”时代。
　　监狱拥挤加剧了大监狱设计所固有的问题。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了907名囚犯，但是却没有下水道或浴室。感化院内通风很差，来访者不断抱怨味道太浓。
　　在19世纪的后5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现了一个建新监狱的高峰，但是在设计上没有多少革新。1885年新改建的金斯敦感化院的单人牢房的面积才是3/4m×2m（比现代一个单人床还小）。
　　早期的感化院在建筑上是很时髦的（包括金斯敦感化院，在1835年建成时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计），但是它们逐渐赶不上时代了。然而，监狱建筑的过高代价（即使囚犯的劳动无偿）致使当局不愿拆除它们。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机构被简单地扩建、改造和重修了，以适应现代需要。还有一些感化院长期没有改进。例如，不太有名的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内一张床、一只桶式的牢房在1938年就遭到了阿香博委员会的谴责，但是直到1969年才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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