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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假释委员会成立
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假释在加拿大有时仍然是一个礼物。在全国假释委员会于1958年成立之后，关于假释条件的规则被正规化了。获得假释的囚犯的数量没有大幅增加、今天，处于假释、日假释或强制监督之下的平均人数大约有10000人。这个数字包括了从省刑罚机构获得假释的那些人。
在1970年之前，被免除部分刑罚的囚犯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在社区服那部分被免除的刑罚直到刑期届满。到了1970年，全国假释委员会引进了强制监督制度，要求将所有在刑期届满之前释放的囚犯都置于假释官的监督之下。他们必须满足对假释犯规定的条件。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可能会被重新投入监狱。这一旨在保护公众的新法最初遭到了赢得免除刑罚并期望彻底摆脱矫正系统的罪犯的强烈怨恨。
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囚犯开始不再将假释看作是一种特许，而是一种权利。但是，在许多公众成员看来，这成了一种没有保证的放纵，此时产生了倾向于定期刑的倒退呼声，政府于1973年通过了新的立法，授权法院在判决时确定终身监禁罪犯可以获得假释的最低监禁时间。
假释对矫正罪犯来说永远是最有力的手段。自由是一项巨大的刺激，无论是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而且，对于纳税人来说，假释是一种经济的监禁替代措施（参见方框的内容）。
尽管有许多安全保证措施，但是假释并不总是灵验。假释官试图评估所有危险因素，但是他们无法预测假释犯实施的暴力行为。正像历史学家亚瑟·洛厄（Arthur Lower）在其《两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制度的精神》（Two Ways of Life：the Spirit of Our Institutions）一书中所指出的：“民主与秩序和安全不太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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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替代措施
法官在审理一起在公共场合酗酒的案子。由于这类案件属于简单的案子，法官不会在它上面浪费时间。但是，在他将宣告判决时，一个外貌令人尊敬的人从听众席上站了起来，请求发言。
这位先生提议他将被告带回家与其一起居住，并且促使其改过自新。法官觉得挺好玩，但是这位慈善家的风格中的一些东西激发了法官的信心。“很好。我这就释放他由你监护。但是在3周之内他必须回到这里来。”
到了约定的日期，那位慈善家及其监护对象回到了法庭。法官简直不相信在被告身上发生的变化。他很受感动，便撤销了指控。
那一年是1841年。地点在波士顿。那位慈善家是奥古斯塔斯· 约翰（Augustus John），一位鞋匠。在此前的18年里，他帮助1496个人避免了坐牢。他供给他们住所、食物和衣服，并说服他的朋友们向这些人提供工作。在这1496个人中，只有1个人背叛了约翰。他把他的这种制度称之为“缓刑”。缓刑（probation）这个字来自拉丁文（probare）；意为证明。缓刑的本质是罪犯必须证明自己。
上一年全加拿大每天平均有74000人处于缓刑之下。
奥古斯塔斯·约翰被尊称为现代缓刑制度的缔造者。大约1000年之前，盎格鲁萨克逊人就有类似的思想。金·阿瑟尔斯坦（King Athelstan，895－939年）采取过一种被称之为“勒令提供担保”（bind over with surety）的实践：将罪犯转交一个将保证罪犯行为良好的可靠者。
今天监狱开始被认为是最后的手段，法官严肃地看待向被害人赔偿和社区服务等监禁的替代措施。
在中世纪，那些借神职人员的特典而脱逃刑罚的人（因为他们任神职）也被理解为处于缓刑之下。他们通常被在拇指上打上烙印，因此便不能再要求同样的赦免。
在19世纪的加拿大，缓刑首先被提倡用以帮助儿童脱离犯罪生活。加拿大的一些省在1857年通过立法允许法官宣告少年罪犯缓刑。
1889年，允许有条件释放初犯法确立了对成年犯的缓刑。在监督之下的缓刑于1921年被首次采用。
在过去几年里，加拿大放松了法律对缓刑的绝大多数限制。现在大体上由法院自由裁量决定。这一实践在加拿大非常普遍，已经完全成为省里的责任。上一年全加拿大每天平均有74000人处于缓刑之下。
法官并不是在处理罪犯中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唯一主体。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到不了法庭。被害人和证人可能决定不报案，警察可能在对罪犯警告之后予以释放，检察官可能撤销指控。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从监狱转为其他处理”的非正式种类已经为更有组织的使人避免坐牢的方法所补充。
1 Sioux，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
2 原文为Jean Valjean，但是由于读者对《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已经比较熟悉，这里沿用了这一译法。
3 原文为Jean Valjean，但是由于读者对《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已经比较熟悉，这里沿用了这一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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