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军事会议上，两位为蒋介石东征西讨的川军旅长柳维垣、独立36旅旅长戴岳，先后向蒋介石建议采用“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这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第一是筑堡，第二是筑堡，第三还是筑堡”的主张不谋而合。蒋介石采纳了柳、戴两将军的建议。
采用筑堡围剿新战术，第一要旨是训练军事指挥官。蒋介石眼前一亮，脑海中迅速闪动着庐山，谋划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围剿”红军的军官进行政治教化和军事训练。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亦谈及国民党二将的建议，以及蒋介石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起因，这又可为印证。
亲临选址
蒋介石“围剿”红军求胜心切，立即致电原江西省政府主席、当时主管军训的国民政府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朱培德，命其在南京负责筹划庐山训练、聘请教官、划拨经费等项事宜，自己则从南昌行辕径直上山，亲自视察选址。
20世纪30年代的庐山，已形成以牯岭镇为中心的山城。蒋介石计划中的军官训练团的规模，牯岭显然不能容纳。第五次“围剿”在即，首期军官训练，就暂时先以简易建筑临时充之。同时责成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迅速筹办，选定庐山东谷掷笔峰下谷地，规划构筑以传习学舍、大礼堂和图书馆为主体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三大建筑，以作学员住宿、开会、学习之所。
开学典礼
1933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举行首期受训军官学员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庄严而又隆重。身着戎装的中央军各级军官，在牯岭南坡黑鸦鸦地站立了一大片，个个满脸虔诚，肃立着聆听蒋总司令的训诫。
首期受训帷幕刚刚拉开，一切事务接踵而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种种筹办事宜，均是在蒋介石亲自过问下紧锣密鼓地进行，从庐山发往南京、南昌的电报一日数封。他一面亲自催办临时训练营地选址、施工，一面电告朱培德，以其名义邀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杨杰校长、张治中教育长及骑、炮、工兵各校校长，并遴选其部下中最优秀的教官，随同朱培德和军事训练总监部各兵监官长速至牯岭，蒋介石召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军事专家，共拟训练团教学计划，开设各类军事与政治训练课程。
旨在“剿共”
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目的就是“剿共”。
蒋介石发布命令，责成南昌行辕选调在江西“剿共”的各级军官，从1933年7月起分三期轮流参加训练。每期训练时间为14天，每期2 500人，共计训练中下级军官7 500余人。给这批###军事骨干上训练课程的教官，均是军事训练总监部从各级各类军事学校抽调的优秀的射击、通信、工兵、炮兵教官，对受训学员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山地战术和步炮联合演习。蒋介石还亲自聘请了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军事顾问，研究了德国顾问提出的“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筑堡固守”的堡垒新战术。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各路军事将领在庐山部署第五次“剿共”计划。这次会议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制定了“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并举的剿共方略，还抽调了华北驻军大部至江西，增援对红军的“围剿”。
首批轮训结业的军官们，通过短期的系统军事和政治训练，毕业时由蒋介石亲自颁发结业证书，受训后回到原部队，并负有再行对其部下训练之责。
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剿总”司令，指挥以受训军官部队为主体的65个师约100万人的兵力、200多架飞机，对中央红军及其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至年底仅在江西全省就筑有碉堡4 000余座，受训的军官们充当了战斗的急先锋且来势十分凶猛，加之红军受制于错误路线指挥，终遭失败。红军被迫放弃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于是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征。
庐山军官训练团创办缘起（2）
（郭必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主编）
（本文照片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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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组照
冰 如
1921年英文版《历史闻名的庐山》上，有一组庐山白鹿洞书院的老照片，堪称中国书院史上最早以摄影形式存留的历史资料。而庐山五老峰东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古代高等学府，无怪乎《天下书院志总序》中称其为“天下书院之首”。
这组照片不仅有百丈松环绕的书院、牌楼、礼圣门、孔子塑像等镜头，还有一张洞穴中置白色石鹿照。据史载，唐贞元年间（785－804），书生李渤兄弟俩在此隐居读书时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而白鹿先生栖息处又恰是古木参天、四山环抱的山谷盆地，地形似洞，故称白鹿洞。此后两位明朝地方官，竟按照白鹿洞里没有“洞”，犹如读书人未读《六经》的逻辑推理，人为地凿了个洞，又命石匠琢了个石鹿置于洞中，这大概就是这张“白鹿洞”照片背后的故事了。
白鹿洞位列名扬海内的天下四大书院，是在宋朝。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刻的一套《九经》颁赐给白鹿洞书院，此后理学集大成者、教育家朱熹又将它办成讲学式书院，请陆九渊等大儒到此讲学，还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教条》、《教规》，将书院推向了鼎盛时期。这些《教条》、《教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组照片中的碑刻略见一斑。教规实际上成为此后几百年中国书院办学的指导方针，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甚至对朝鲜、日本及东南亚等国的教育，也有极广泛、持久的影响。至今这些国家的学校，还原原本本地尊崇和执行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教条，视其为“教育思想的源泉”，称庐山白鹿洞书院是“思想上的故里”。在美国檀香山，还主办过朱子国际学术研讨会。
书院薪传至元、明、清，虽时盛时衰，千年书院依然是名贤设教的圣地，直至1903年停办。停办后的白鹿洞书院，成了文人发思古幽情的胜迹，择胜登临者络绎不绝。1927年夏，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经组织决定，带病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上庐山休养，时任张发奎部第二军军长的贺龙，还专门为少奇同志安排了从武汉到九江的乘船。上山后听说国民党要员汪精卫要到庐山，鉴于汪精卫认识自己，刘少奇只得立即下山到白鹿洞暂避。在白鹿洞期间，他饱读了书院的大量藏书，对洞中琳琅满目的碑刻，逐一浏览。孰料，没多时汪精卫也到了白鹿洞。书院里的一位道长，情急中请少奇同志进房，躺在床上，脸冲里墙。汪精卫走过此房，从窗户中看见床上有人躺着，发问：“这是什么人？”道长从容回答：“是一位肺病患者，在这里休养”。只见汪立即伸手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捂着鼻子匆匆离去。本组老照片中，就有刘少奇当年出入的礼圣门，浏览过的著名碑刻《游白鹿洞歌》。
1959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重访白鹿洞书院。那时，由主干公路到白鹿洞的公路尚未开辟，刘少奇一行，循早年走过的乡间小道，步行了七八里路。那天艳阳高照，天气酷热。少奇同志一路兴奋，健步前行，没有戒备森严、前呼后拥的阵势。路边树阴下，随时能见到正在休息和乘凉的农村老表与共和国领导人相互微笑致意，丝毫没有隔阂，显得十分亲切。
刘少奇踏进白鹿洞书院，旧地重游，感慨系之。目睹略显寂寥的白鹿洞书院，刘少奇对陪同人员说：“白鹿洞现在怎么这么冷清？当时人多，许多不得志的文人都到这里###。”当他信步来到碑廊，细看了几块碑刻后说：“碑刻似乎也少了些。”
解放后，白鹿洞书院遗址曾被定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保护了一批碑刻、古建筑。“文革”中，这里又受到摧残。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才由庐山文化部门接管，国家重点投资，开始了历史上的第10次修复。经20余年的不断努力，书院规模得以恢复和完善。1988年1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逐步恢复了教育和学术研究、交流功能，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庐山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时，白鹿洞书院作为“世界文化景观”的重要内涵得到了联合国专家的高度评价，从而备受瞩目。千古书院，得以薪传。
（本文照片由庐山图书馆及王炳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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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起波澜
徐大刚
这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仙人洞照”及毛泽东的题照诗，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已把它淡忘了，对于我和一些当事人，它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作为上海的一名摄影记者，我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20世纪60年代初相识。江青爱好摄影，在毛泽东出面说合下，摄影大师石少华当了她的老师。为摄影事，她与我在一次舞会上见过面，以后还通过几次电话。她拍的花卉、风光照片有时送到我这儿，让我帮助提提意见，剪裁剪裁。
1961年5月初，组织上安排我帮助江青搞摄影创作，为她在选材上出出主意，在摄影技术上指点指点，外面传我辅导江青摄影。此间曾随喜爱京剧的江青为京剧名角钱浩梁、刘长瑜拍过剧照。例如，钱浩梁的拿手好戏《伐子都》、《挑滑车》、《罗通叫关》，刘长瑜的《卖水》等都拍摄过。还助她拍了花卉《傲菊》、《洁莲》等。
此间，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江青想上庐山，当然她最关心的还是摄影。她向我谈到一同上庐山去拍仙人洞的一滴泉。不久，上庐山终于成行，我随她在1961年6月底从上海乘专机抵达庐山，随机带了一套照相、冲洗、放大器材。
7月的一天下午3时许，我随江青驱车去仙人洞。洞内潮湿、阴暗，一滴泉虽然泉水叮咚声不绝于耳，但很难拍出她要的那种“仙境”气氛。江青虽然学习摄影不算久，但艺术感觉不错，见状主动退出，打消拍摄“一滴泉”的念头。
出仙人洞后，我陪她在“仙路”上拍了一些小景。此时被誉为庐山观赏晚霞最佳处的御碑亭霞光灿烂，仙人洞外蟾蜍石上的石松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御碑亭兀立的锦绣峰下的峡谷中，一缕缕云雾向石松方向涌来，景象十分动人。
江青十分欣赏这一景致，想抓拍这个镜头，我边选择角度边向她介绍拍晚霞常用的三种不同曝光程序及不同颜色的滤光、滤色的应用。画面选定后，随行人员架好三角架，我请江青从取景框中看看画面如何？她满意地点点头。此时已是下午6时，霞光明面欲暗，我选择用侧逆光拍，她无异议，并按动了快门。为了能看到三种不同效果的画面，我们连拍了几张。
小样洗出来后，江青肯定了那张习作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并主张放大三种不同效果的习作呈送主席。毛泽东看后，也选中了我们认为最满意的那一张。江青很开心，嘱我再放大送主席。大样送出约一周后，毛泽东在芦林一号别墅，挥毫写下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晚照》，下题“赠李进”（正式发表时标题系《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意外的成功令江青欣喜不已，她不无激动地对我说：“大刚，照片成功了！照片有政治寓意，把国内外的形势表达出来了。主席亲口对我讲，这张照片反映了当今的政治气候，乱云飞渡，我很从容！”
奇怪的是自毛泽东题诗后，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大转弯，公然说她当时正有此政治寓意。这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当时我们在给毛泽东呈送照片大样时，江青对此照还只是在艺术上予以肯定，哪想到什么政治寓意？“政治寓意说”是产生在她向毛泽东谈起拍摄经过时，毛泽东也许联想到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的政治气候，产生了某种忧愤、苍凉乃至悲壮的心绪，故借照片这个载体生情言志。许多同志对江青事后宣扬自己议论不少，“明明是徐大刚辅导她拍的一张习作，现在又在吹了”。
一张照片引起的波澜，并未因此了结。当年负责会议警卫工作的江西省公安厅一位警卫处长，因无意中谈及江青自吹自擂的行径被折断手指进而在狱中被逼疯；我本人也因照片干系被捕入狱，后来见拷问不出多少东西才宣布我无罪释放。（徐大刚口述、任翔撰文）
（徐大刚：曾在上海市摄影处及中南海做摄影工作。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经组织安排，辅导江青摄影。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任上离休）
（本文照片由徐大刚及徐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