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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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的王安石-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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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户。他读书并不只是为了皓首穷经,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像契契:古代圣人,相传为常喾之子,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曾助大禹治水,又为尧时司徒。和后稷后稷:古代圣人,相传为周始祖,帝喾之子,母姜嫄踏巨人足迹而生,初以为不祥,被弃,故名弃,后为尧时农师,后世奉为农神。那样建立起不朽的功业,名垂史册。
  日渐成熟起来的王安石开始留意儒术,钻研学问,但并不想做一个不知变通的腐儒。他读书的范围极为广泛,除儒家经典著作外,“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当然佛教的经典也包括在内。
  正当王安石孜孜不倦地埋首于书海之时,王家再度遭逢不幸——一家的顶梁柱王益去世了。王安石的《忆昨诗》记载了他从临川到江宁的这段经历: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从建康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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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至江宁(2)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的突然去世对王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因为全家一直都是靠王益的俸禄生活,此时不仅家里的主心骨忽然没有了,还一下断绝了经济来源。父亲的去世使得王安石充分认识到了“人生是苦”,也迫使他更加发愤读书,以求早日得中高科,承担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父亲去世之后,王安石和两个哥哥安仁、安道一起入学为诸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李通叔,还认识了慧礼等僧人。金陵为六朝古都,又是南唐的都城,名刹大寺极多,也有许多著名的高僧。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王安石受到了不少的滋养,他认识到人生无常,逝者莫追,父亲正是由于追念过世的祖父而哀毁骨立,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过早辞世,他必须吸取这一教训。人生是苦,只能安然随顺,强求无益,因此他忍受了“三年厌食钟山薇”的贫苦生活,未让自己垮掉。
  经过数年苦读,王安石学问大成,终于在二十二岁时高中进士,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早年学术(1)
综观王安石的早年生涯,虽然他生长在具有浓厚佛教氛围的南方,幼年时期随父游历禅宗圣地庐陵、韶州等地,长大之后又在佛教中心金陵度过了五年时光,受到了佛教的熏染,然而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在他心中只有模糊的、潜在的影子,他并非自幼好佛,也没有闲居隐逸的念头。王安石早年的学问与旨趣有两个中心,一是文学,二是儒学,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父亲王益的影响。
  王益的文学成就究竟如何兹不细论。王安石在《先大夫述》中称王益十七岁时曾将自己所作之文寄给著名文士和政治家张咏,张咏奇之,对王益的文章颇为称赏,甚至将他的字“损之”改为“舜良”,大有以其为弟子之意。王益二十二岁即中进士,当时以诗赋取士,少年高科也说明其文才之高。王益在四川时多与梅挚相唱和,卒时有诗文百余篇,今虽不存,但可见其文学确有成就。
  王安石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天赋极佳,虽然未被视为仲永式的神童,却也非同凡响,再加上他天生勤奋,少年即好读书,因此很早就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前述曾巩对其文章的极力称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早年即倾心儒学,虽然他一度厌薄孔孟,专意诗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学,这方面同样是受到了王益的影响。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王益都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事君忠——虽然一生只为郡县微职,未能尽展其能,却并无怨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尽职尽责,所到皆治。事亲孝——奉养唯恐不尽,宦游常奉亲行,只有当四川过远,朝廷制度又不许携亲时,他才送父母还乡。而在新繁时由于双亲不在,未尝剧饮,岁时思慕,以至悲泣痛哭,虽自奉甚薄,治酒食娱亲却毫不吝啬。待子慈——虽然家口众多,负担沉重,却未尝迁怒子女,儿女有过,亦从容劝谕,未曾怒笞。他自奉如啬,待友却极厚,常倾囊相授,一无所吝。他为官清正,不媚上,不欺下,上司不法,则据理争,豪强不驯,每予严惩,对于普通百姓则未肯轻易重罚。值得注意的是王益的平民立场,他所到之处,都是百姓称颂,豪吏嫌恨。任建安主簿时,如有人不及时纳税,他先杖责孔目吏孔目是各级衙门中的小吏;判临江军时,豪吏大姓竟然相与出钱求转运使将他调离。这种平民立场后来亦为王安石所继承。
  王益以儒家道德规范理政,变韶州夷人之俗,令男女有别,不乱伦常。他还不喜怪、力、乱、神,韶州下属的翁源县有虎伤人,他下令捕之,民间传言五虎自毙,县令将此五虎之头献上,并为文称颂, 他知道这是下面附会, 便让县令带着虎头颂文回(元)鲜于枢 王安石杂诗卷去。王益还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在韶州任职时,蜀地有五百军兵在此屯田,逾期不见有人前来替代,于是心生怨怒,准备造反,由于韶州只是一个小州,无兵可御,佐吏们都吓坏了,他却不为之动,下令将为首五人收捕,即日判决流放外地,并于当日将他们护送出界。这时佐吏们又说应当将五人下狱,判得太轻了,后来听说如果将五人下狱,屯兵将要劫狱,众人才愈加佩服。
  王益是王安石最初的榜样,对其学术和政治立场具有终身的影响。王安石以契与后稷为目标,其实也是以父亲为目标。后来,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朝为相,从王安石的施政方式中都可以看到王益规划的痕迹。
  王安石在早期倾向儒学,除了受到父亲的深刻影响之外,无疑还受到了曾巩的启发。另外,在金陵求学时他还经常与朋友李通叔切磋,可以说,曾巩与李通叔,是早年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两个朋友。
  李通叔,字不疑,闽人,举进士不第,二十八岁还乡,道于建溪,溺水而亡。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最初的交往,称自己丧父之后居于金陵,从两位兄长入学,经常感慨古人都汲汲于挚友,以相互切磋,共同入于道德之域,而自己才识不如古人,学习努力也不够,假如还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恐怕会沦为庸人。恰在此时,遇到了李通叔,二人道气相类,一见如故,互赠诗篇,成为挚友。自此之后,###放心自归,邪气自去,忧惧不再,圣贤非远。
  

早年学术(2)
在王安石看来,要能够入于道德,一是靠自身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二是靠朋友的切磋砥砺。李通叔容也君子、言也君子、文也君子、行也君子,与己道气相同,故能开己浑朦,相与入于道德之域,践于圣人之庭。王安石还称李通叔为文一本于古,绝华虚荡肆之学。可见其道其文,都是追慕上古、不务骈丽的。从王安石的叙述来看,李通叔确实卓尔不群,惜其不寿。
  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受到长兄王安仁的影响。王安仁七岁好学,不苟言笑,学完行高,孝友最隆,对王安石照顾有加。
  此等数人对于王安石早年的学问志业是影响最大的,其他则未有以闻。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有“荆公见濂溪”一条: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
  这一故事实是杜撰,清人蔡上翔辩之已详。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自号濂溪,长王安石四岁,十五岁以前他在道州营道县,十五岁时因父卒,随母入京师投舅氏,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二十一岁时母卒,归葬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二十四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周濂溪十五岁入京时王安石十一岁,远在韶州,其二十一岁在润州时王安石十七岁,人在金陵。如果二人相见,就只能是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当时王安石十六岁,随父入京,周濂溪二十岁,寓居舅家。然而虽然周濂溪闻道甚早,二十岁时亦未必有何异学能令王安石三顾茅庐,王安石唯言在京城与曾巩结交,终生无一语道及濂溪,可见必无此事。至于罗氏更发议论,道是濂溪以为王安石过于自负,唯欲去其骄气,不意其不复回转,又怪濂溪三辞过甚,再而可矣,事不必三,若令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可消其偏蔽,必无后日新法之行云云,直若梦呓。濂溪何人,能令荆公如此眷顾?欧阳文公当世大贤,曾子固介甫至交,文公览其文,欲得一见,子固亲书邀约,竟不一至。既云荆公不可一世之士,安能三次怀刺见一无名之周子乎!何况正如蔡氏所言,十六岁的王安石并非名满天下,何以濂溪未见其人,便知其“自信太笃,自处太高”呢?难道濂溪先生是用先天妙术推算出来的吗?果若如此,吾辈怕是要张口结舌了。
  不知何故,后世的道学家一方面鄙夷荆公之学,一方面又偏言其学源于濂溪。林駧更是捏造了王安石与程颢同学于濂溪的谣言,根本不管此事与史实的水火不容。道学家还嫌不足,又道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时,周濂溪遇之,与语连日夜,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饮食。看来王安石非得按道学家的意思跟周濂溪学不可,而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王安石的学说不行,一方面又说王安石的学说得之于他们尊崇的周濂溪,看来其目的只是一味贬低王学。言其来自濂溪,是说王安石没有独创新学的能力,言其学说乖违,是说新学本不足立,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
  罗大经之说虽妄,但也道出一分事实,即王安石是强调独立思考、“自求之于六经”的,是以古为师、以经为师,并不确然出自某人门下。这也表现了他坚强的个性和无比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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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高第(1)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时年二十二岁。
  以王安石的才学,少年科甲本非难事,但他志在获取真才实学,并非汲汲于富贵。父亲的突然去世迫使他暂时放下了个人的追求,面对家中“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的现状,他只能“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因此三年守制一结束,他便进京应试,果然天遂人愿,一举而中。
  据说王安石本为第一,由于文中有一句话仁宗不喜,才与第四名杨寘对调,于是杨寘成了状元,他则落为第四。
  得中之后,王安石很快就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淮南三年,他又结识了诤友孙正之。在《送孙正之序》一文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儒学思想: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如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韩之心为心而不已者也。……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现存最早,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他儒学观点的文章。他认为,君子与众人的主要区别是:众人则人云亦云,一任流俗;君子则得之乎己,有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自己的主见并不是自私自闭,而是顺从圣人之道,以周孔之意为意,以孟韩之心为心。他主张不以人言代己意,不以时俗害古道,即便遭遇艰难困苦,亦不诎己以从俗,不改其志,不变其节。君子“术素修而志素定”,不像小人那样趋利而变、随风而倒,一旦遇到明主,得志于君,就能变时化俗,使合乎先王之道,而且会非常容易。
  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王安石的儒学思想,还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他后来力行新法,不顾流俗,不恤人言,就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实践。只是他没有料到推行新###有那么大的阻力,并非易如反掌。
  王安石以个人为本,从自己出发,这固然继承了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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