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一切敌人--美国反恐战争内幕- 第5部分

涉入伊斯兰世界（2）
我在1979年已经进入国务院工作，关注范围是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它针对北约的核武器。我已经在五角大楼里对这些问题专心研究了6年，到1979年底，白宫冻结了所有与莫斯科的核武器控制谈判，开始把精力集中到波斯湾、中东以及南亚。　　1974年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已经使华盛顿清楚地意识到波斯湾石油资源的重要性。1979年美国在波斯湾最伟大的盟友被一支激进的###组织用暴力推翻。接着在圣诞节，苏军直指南部的波斯湾，侵略并占领了阿富汗。　　过去和现在，国务院的职员主要都来自于驻外情报官员、职业国际关系和地区事务专家，他们主要的职业生涯都是在海外度过的。1979年国务院的政治军事事务局（国务院的小五角大楼）不是被一个前驻外情报官员领导，而是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莱斯莉·盖尔布在负责。为了帮助他处理五角大楼在军控方面的技术问题，盖尔布创立了一个小办公室，由年轻的文职军事分析员组成。我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跟我在一起的是一个在以后20年中将要不断发挥作用的年轻班子，他们是阿诺德·坎特，后来成为老布什政府中的总统国防政策特别助理和副国务卿；兰迪·比尔斯，他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为四届总统服务；富兰克林·米勒，他将在五角大楼高层中服务20年，接着成为总统特别助理，在“9·11”事件以后进入已经空荡荡的白宫，加入到我的行列中来。  

涉入伊斯兰世界（3）
“我们在召集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队员。”罗伯特·金斯顿上将解释道，“所以我想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一地区快速部署军队。”　　“你能做到吗？”我问道。　　“不能，这就是你你的人来这里的原因。你最好还是给我们找几块基地。”金斯敦笑着说。他的一些军队同事也觉得他呆在坦帕市铁丝网后面的活动拖车房里有些奇怪，于是提到他时就用“刺网鲍伯”来称呼。他的热情和做事紧迫感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我和同事们不久就开始在埃及、巴林、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进行谈判。因为无法取得基地，我们就只好要求获得人员“进驻”的协议以及设施设施的权利。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因为公开同意美国的渗透而得罪另一个超级大国。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毕竟达成了谅解，他们允许我们改进空军基地，在前沿位置秘密储备战争物资，但不能保证在危机当中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沙特有所不同，他们同意建设新设施，但他们将把它建成比自己弱小军队所需大得多的基地。这种概念后来被称为“超量建设，超量储存”。数千美国民用承包商涌入这个王国，这在一些穆斯林中引起不满，在这个拥有###教最神圣的两座清真寺的国家里，他们认为古兰经禁止异教徒的出现。　　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已经被长久遗忘的海上加煤站而与英国展开谈判，这就是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随后我与在伦敦的英国同行被任命为那个遥远岛屿上的“联合市长”，我们都从来没有去过那里）。1980年我们问英国人：“我们是否可以使用迪戈加西亚，可能再给它加一点东西？”不久以后，它就可以起降B－52轰炸机了，岛上储备军事物资的重量足以把它炸沉。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涉入伊斯兰世界（4）
使人震惊的1979年后的第二年，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把美国更深地扯入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纠葛。伊拉克的一位新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朗发动了一场进攻，旨在夺取它的油田。萨达姆可能也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激怒，他要求伊拉克的多数什叶派人起来反击。因为伊拉克与苏联接近，美国与它没有多好的关系，所以华盛顿开始保持中立。不过，当时我们与伊朗的关系也很可怕并且变的很糟。　　新的伊朗政府绑架了美国大使馆人员并且囚禁他们超过一年之久。伊朗促成了黎巴嫩的骚乱，美国一直认为那里友好稳定，是在地中海东岸一个亲西方的支柱国家。当骚乱在1982年恶化之时，里根正在他总统任期的第二年上。看到发生在黎巴嫩的事件与伊朗的反美政府有关，并且还威胁到里根已称之为同盟的以色列的安全，他命令海军陆战队进入贝鲁特。这样的措施产生了一个不良后果，恐怖分子认为在此可以相对不受惩罚地袭击美国。　　里根向主要新闻时间的观众解释，我们进入黎巴嫩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石油，但黎巴嫩并没有石油。对于美国新的军事存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反应是，用汽车炸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以及两次袭击美国大使馆。仅仅对兵营的袭击就造成278名美国人丧生。  

涉入伊斯兰世界（5）
在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中，没有比这更惨重的损失，直到6年后在老布什总统任期内发生的利比亚对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的攻击。那两次袭击成为外国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目标最致命的行动，直到“9·11”事件的发生才打破这个记录。在克林顿的任期内，从伤亡数量上来说，没有哪一次外国恐怖分子对美国人的袭击能够赶得上这两次。　　在贝鲁特的海军陆战队兵营被炸平以后，美国人首次面临着中东恐怖分子真正能够做什么以及将会怎样把我们卷入一场多派别的内战的问题。在国务院，我们新创立的中东政治军事小组被敦促去支持在贝鲁特被围困的大使馆。尽管里根已经决定不进攻叙利亚和伊朗（这两国都与对陆战队和大使馆的袭击有关），他还是决定保持美国的外交压力。在行动中心的通讯室，我们要检查美国外交官的情况，他们已经被重新安排在贝鲁特大使的住处，在亚兹德附近。　　尽管我们有巨大的军事优势，我们还是不能削弱伊朗－叙利亚支持派别的宗教狂热。看起来黎巴嫩要在一个长期的充满血腥和死亡的派系冲突过程中衰落下去，美国没有做好影响它的准备。经过一系列的袭击之后，里根命令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从中东的形势可以看出，超级大国多么容易就被赶走，美国在越南的战败依然使其患着战争疲劳症。多年以后乌萨马·本·拉丹还要提到恐怖主义把美国赶出贝鲁特的成功，在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以前，他从这座城市的成功中享受着欢愉和快乐。　　在与伊朗处于如此敌对关系的背景之下，里根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两伊战争。萨达姆·侯赛因1980年侵入伊朗，希望利用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的弱小以及它没有能力得到沙王购买的美国武器零部件的劣势。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给萨达姆进攻伊朗的计划开了绿灯，可能是希望如果他占领了富含石油的胡奇斯坦省，我们可以继续得到伊朗的原油；或者是华盛顿希望因失去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而使新一届伊朗政府垮台。那时我就尝试从国务院，从我在五角大楼和白宫的信息来源当中去搜寻美国这种战略的证据。现在我能说的是，萨达姆对伊朗的进攻就几乎像十年以后他对科威特的进攻一样，都出乎华盛顿的意料。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涉入伊斯兰世界（6）
两伊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陷入一场僵局，两边都有惨重伤亡。我们在国务院小小的政治军事小组正在按要求提出一些阻止伊朗胜利办法，就像我们在一张纸上所写的一样，提出“防止伊拉克战败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在延续，许多项选择被采用了。尽管我们不是伊拉克的盟国，但里根政府已经决定，不能允许萨达姆·侯赛因被德黑兰这个激进的反美的###政府击败。　　1982年，里根政府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除名。伊拉克因此能够申请美国政府担保的某些类型的出口信贷。接着在1983年，作为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个信号，一位总统特使被派往巴格达。一位在七年前的共和党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人带着总统的信件出发了。这个人就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去巴格达不是为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是为了帮助他应对伊朗的大举进攻。之后不久，我看到美国的情报资料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巴格达。一旦伊朗准备在某个地点发动进攻，伊拉克人就能从美国的卫星中看见并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　　1984年，美国恢复了同伊拉克的全面外交关系。尽管美国从未向伊拉克出售武器，但沙特和埃及向其输送了美国武器。沙特购买的一些超出库存的炸弹都给了萨达姆，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我怀疑沙特是否征询过华盛顿的同意，我同样怀疑里根政府的任何人都希望得到这一征询。　　在对萨达姆的情报支持被曝光之后，我们的国会特别小组受命实施防止伊拉克战败的其他的方案，侦察伊朗军火供应的国外渠道并对相关国家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停止供应。我们给这一外交－情报行动起了个代号叫“止血行动”。我花费了很多时间追踪通往伊朗的军火运输线路，然后给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提供线索和支持。美国使馆随后就威胁所在国政府，如果不关闭通往德黑兰的灰色军火市场的话就要对它们进行制裁。这一努力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伊朗能够得到的军火的价格飞涨，而供应量大减。　　1986年，两伊战争扩大到对油轮的攻击。为了确保它的石油能够进入市场，伊拉克把它的产油装进了中立国科威特的油轮。伊朗没有顾及“中立国”船只不受攻击的限制，攻击了科威特的油轮。苏联立即提出派遣海军进入波斯湾，保护伊拉克的石油运输。由于对苏联舰队打算控制石油生命线的前景感到万分惊恐，白宫要求我们国会特别小组提出一个方案来满足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需要。我们建议让科威特的油轮“易帜”，改变它们的注册地和船名，变成受美国海军保护的美国船只。为了保护运输萨达姆的石油的美国船只，美国海军向波斯湾派出了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我在国会的墙上挂了一张标明油田和油轮方位的地图。我们第一次研究了两伊战争升级为“美国－伊朗”战争的问题。尽管我们的舰队在进入海湾时遭到了双方的炮火射击，但这场战争没有发生。（10年之后，恐怖主义迫使我再次关注同伊朗开战的各种选择。）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涉入伊斯兰世界（7）
与此同时，在抗衡苏联军事力量向中东渗透的过程中，罗纳德·里根政府把美国同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在此之前，国会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美国不可能在与阿拉伯国家拓展军事合作关系的同时，和以色列也进行合作。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同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很薄弱。尽管我们在1973年阿以战争之后大大增加了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但两国军队之间互相还很不了解。面对苏联对地中海东岸的威胁，里根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建议同以色列建立“战略合作”。这仅次于军事同盟。为了落实这个概念，我们在1983年组建了一个叫做“政治－军事联合小组”的东西，就是一个美以联合规划小组。我开始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成为美方的小组负责人。我试图规划出，在同苏联开战的情况下，以色列军队在与美军协调行动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合作伙伴是以色列的英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国防部官员、战略家的戴维·伊夫里。　　1981年，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确切的情报，萨达姆·侯赛因正在建造轻水核反应堆并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内阁要求伊夫里考虑对该工厂实施先发制人的轰炸设想。伊夫里表示反对，尽管空军能够冒险实现这个设想。当内阁决定下令，无论如何都要发动攻击之后，伊夫里亲自策划了这次空袭。伊夫里在所有政党执政的政府里连续出任过文职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助理以及驻华盛顿大使。　　我是在1987年国会通过《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后认识伊夫里的。尽管这个法律针对的是南非，但它有一小段注解条款，要求里根政府调查是哪些国家违反联合的国禁令向南非输送武器。这一条款还要求将调查的结果提交国会，并可能让美国中止同那些违反禁运的国家的军事合作。国会中没有人愿意去执行这个条款，因为大家都知道调查的结果会显示，向那个种族隔离国家输送武器的最大的走私犯是以色列。作为当时国会最年轻的副国务卿助理，以及情报分析的负责人，我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并开展调查。我随即订了一张飞往特拉维夫的机票。　　我坐进伊夫里位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向这位以色列国防部总监展示我所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