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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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洒执政府（2）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理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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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张作霖。一个出身于草莽的民间枭雄，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莽，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有智慧，有计谋，凭借着老百姓的口碑和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一个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越走越顺，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凭借这些，张作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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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子”督军（1）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散兵成群，难民遍野。官府无能，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的岁月里，锻炼了张作霖过人的胆识和意志，还有宁死不屈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质。
而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履历与他同时代的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人的经历相比最为艰辛，他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母亲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虽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也就是土匪。
他为人好赌，一次赌博，被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看出被诈，就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都来，我坐庄，就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作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的性格。
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而变得性情极为刚烈，惹得那些乡绅不满，有几个乡绅向县衙诬告张作霖“私通匪党”，张作霖因此蒙冤入狱，在狱里经受了一番磨难。后来县衙查无实据，关了张作霖一段时间后，将他释放了。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时无路可走，一气之下，干脆就破罐子破摔，投奔了一路土匪落草于绿林，成了头目后为了进一步攀登，张作霖和手下设计劫持了当时东北最高将军盛京的小妾，通过这层关系，张作霖主动接受了政府的招安，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中级军官！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陷“通匪”的张作霖成为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张督军在回乡的时候，几个吓破胆的乡绅前往请罪，谁知张作霖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也算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有了今日。说完赏了他们一些钱，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张作霖是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怎能不出人头地？
张作霖依靠岳父赵占元，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自保的武装组织“大团”，张作霖就做这个二十多人的团的小头目，维护附近几个村子的安全。张作霖把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他的人在这个保险区内很守规矩，努力维护治安。张作霖嫉恶如仇，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此后他的保险区内几乎没有胡匪骚扰，张作霖因此得到人们的称赞，声名鹊起。
张作霖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保险团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林“总瓢把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个“义”字。显然，他的能力、气度、义气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张作霖还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他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该讲义气，所以在创业时能同生死共患难。及到后来，张又办军事培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作霖常对部下施以恩惠，常以严慈家长的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手段，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的一致性。张作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在那个年代，义气很重要。所以，他有很多过命的好朋友支持他。无论什么要命的关头都能死里逃生，可不都是幸运。
“湖子”督军（2）
当时辽西地区长年受胡匪滋扰，民无聊生。许多胡匪势力强大，党羽千余，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张作霖嫉恶如仇，在他带领下，连年痛剿，当地的百姓对于张作霖的“王师”特别欢迎。
可还有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也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双手使枪，本事了得。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为除这个心头之患，张作霖等人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杜立三为人小心谨慎，马上功夫又非比寻常，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因此，他们决定智取。先由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比张作霖还高的大官。让杜立三火速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没有贸然行动。
杜立三没有掉进陷阱，计划落空。但是张作霖没有灰心他想到了他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于是张作霖打算利用这层关系诱捕杜立三。
为此，张作霖特地把杜泮林从黑山接到新民，并给杜泮林引见省城大员证实给杜泮林看确实是招抚。杜泮林是老实人，就给杜立三写信，言辞恳切，信中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杜立三接到信后，将信将疑地到了新民府，在见到委员殷鸿寿的时候，杜立三仍然小心翼翼，双手插兜，紧握枪柄。直到谈话完毕，殷鸿寿突然高喊：“送客！”就在杜立三走到门口，转身请殷鸿寿留步的时候，几个壮汉一齐上来把杜立三按倒在地，卸了双枪，然后捆住，当晚枪决了杜立三。枪决杜立三之后，张作霖按照原来的部署一举端了杜立三的老巢。扫除了杜立三一党人，匪患已绝，人心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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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迹八角台
随着张作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当时达到二十多个村子，他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一百多人的大团，由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这个大团的团长是一个叫金寿山的。这个大团不但不保民，反倒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张作霖带领自己手下赶走了金寿山。后来，在腊月三十晚上，金寿山带人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带着部众冲出包围，逃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八角台，就在逃跑的途中，张作霖的妻子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张学良。
八角台是个大集镇，商号繁多，鱼龙混杂，商会的人听说张作霖来了，争相款待，因为张作霖有着保民卫民的好名声，所以地方绅商都表示希望张作霖和部众留下来，维护当地治安。就这样张作霖作了八角台的团练长。张作霖在八角台落脚，八角台也成了张作霖的发迹之地。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张作霖尽心尽力经营他的武装，因此他的势力扩展很快。但是这时社会逐步稳定，八角台已经不需要他的势力保护。这时商会会长就想给张作霖及其部众找一个出路。当时的绅商决定将张作霖的势力交给政府，于是张“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被政府收编。
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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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发财梦
张作霖是个颇有头脑的人，他有一套自己的打算，懂得如何抓住机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当初的落草为寇，也是迫于无奈。正赶上盛京将军增祺派人去接家眷的机会，张作霖设计布置，在盛京将军夫人去往奉天的路上，劫持了这一行人马。随后，张作霖靠盛京将军�